：“一代大作家为何沦落至此？”我只有苦笑。

自1949年到台湾，我在穷苦中长大，从写蜡板到送报，到饿着早饭省钱买书，逐渐建立我的一尚不寻常的“成绩”我过钱穆写信称许的中学生，老师赏识的大学生，胡适限时信送钱赎当的研究生。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云，所向披靡，使想用笔杆压伏我的人为之失，转而以笔杆以外的方法染我上的颜。“才如江海命如丝”我从大作家降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灯黯淡，夜独思，李鸿章说这岛是“伤心之地”对我更有多重的伤。

《文星》被停刊在1965年，今年已1975年，我支付了十年的青与困境——每况愈下的困境——偿还我早年的短期的同室戈，如今已将两清。二十六年前；我跟贵党同来这“伤心之地”同样的“国”、同样的胼手胝足，虽然不是同志，但也不该是敌人。天下没有不解的怨仇，何况我们同一血，一切宜解不宜结。在这即将两清的尾声中，我愿透过老师，站在“国家”利益的观，权衡我在这岛上的去留。我们的敌国，经过权衡已算放逐作家比留下好，宽大本就是雄辩，抵消境后作家的“后炮”而有余，在这一公算下，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好，小作家克西莫夫也罢，都被放逐。我在此只就作家去留利害立论，当然是借喻，不是拿苏联来比喻。因为我们不是放逐，而是送，是双方在和谐气氛下协议我的好，就是台湾的好。我在这岛上对台湾是多余，对我是浪费。…

老师收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所余刑期已不到一年。写这封信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愿向老师表白如下：

我又写：

我自动申请斗室独居，终年宗教式的闭关隐遁。细读老师的新作《甘地与现代印度》。在灵修方面，得益尤多。日远的哲人星期一静默，我已多年每天都是星期一。静默使我独与天地神往来，上达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初判十年，我不上诉，我认为，我该在“伤心之地”坐牢，我愿用长年坐牢，偿付我的和我没的。我认为一切都已太迟。这次更审，在法上我一片缄默！我只向法官引了一句老师书中的话——“我不愿浪费法时间，我承认有罪。”

我又冲动了，我认为贵党不许我拿笔杆的人，又不许我不拿笔杆的人。我开始报复。这些报复都开始在沉默六年以后，都开始在禁发生以后。…我依稀看到悲剧的后果，我看到两败俱伤。

在以低姿态建言，提议狱后放我去外国，我并告诉吴俊才老师，在我这政治案本案以外，还有一件“明明是政治案本案引的案中案”在“司法法”以所谓诈欺罪判我半年“我不能坐这被诬的不名誉的牢，我请求老师代我政治解决。”全文最神来之笔是我向吴俊才老师提的奇想，我说我去外国，可以协助彭明问题的解决“我认为他回来非不可能。”这当然是我的一个饵，诱他们放我去，我再徐图后计，跟国民党算总账。君报仇“国”不晚。果然这封秘密的信奏了效，1976年7月23日，我正在“仁庄”被洗脑，所方忽然通知我，说保安派车来，接我去台北一趟。上车后直驶基隆路警备总招待所客厅，未几吴俊才老师现，他说他收到我的信很动，为“国家”为学生他都愿面理。问我有什么困难，都可跟他说。我说我狱后，我弟弟吃了我的钱，把我在他名下（我不把财产放我名下，是怕被“政府”没收）的晶大厦房给押在华侨银行，又不缴利息，以致房落在银行之手，盼能代为解决。后来吴俊才老师再和我见一次面，他说晶大厦房分，他帮忙解决；去外国分，等我狱后再说；案中案的司法冤狱分，查明确是冤狱，乃透过协调，以“不执行”解决。吴俊才老师相对要求我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以表示大家不再敌对，并且解决我的生活问题，我以叛案的褫夺公权六年也可就此不了了之，可证明所谓国民党法治，不过乃尔！乃同意。

最后十四个月禁到来，使我朋友吓光，生意垮尽。我没想到我放弃笔杆已六年，可是仍不见容于人。

从禁起算，我失掉的自由已近六年。六年前是书被禁了，杂志被停刊了，店面被封门了…六年来，是荒货小贩不成了，朋友吓跑了，女人嫁人了，房抵押了，亲人变了，甚至弟弟也因债坐牢了。一切已凋零褪，面目全非。内在的自己已由绚烂趋于平淡，外在的关系已由平淡归于虚无，六年烟云，可使内外有如此奇变，我仿佛觉得我不是重生一回，而是死了九次。

我是1976年11月19日服刑五年八个月期满，无保狱的。狱后第十一天（12月1日），就有了生平第一个正式职业。那天“国关中心”主任蔡维屏约我见面，说目前研究大楼的研究室已满，把我安排到总务大楼，用总务主任办公厅对面的房间研究室，我心知他们要“隔离”我，我笑而受之。“国关中心”图书馆“敌情资料”甚多，我去借书，我一到，安全室江主任就到，并向女职员们调查我所借何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