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