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懒做。但她是她的妹妹，她不能说。丫头长得倒是很漂亮，但就是因为漂亮，才让她这个做姐姐的不能放心。前一年夏天，丫头在家里和父母吵翻了，就到她家里来，什么活也不帮她干，整天在家里看杂志（她在心里说：过去在学校里学习不用功，现在倒认起真来了），要不就是到村口的小店去买零食吃。她有时看见自己的男人看他的小姨子的眼神都有点不正常了，心里不由得担心起来，就把妹妹撵了回去。在心里，她也就知道，但凡男人都是馋猫，总想偷点腥吃。只是她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男人，永远是吃着碗里的，还要想着锅里的。有了老婆，还要想着小姨子。自己嘴里嚼着的肉，永远不及别人嘴里嚼着的香。

邓一群知道自己对家人意义的重要。全家人都把他看作是改变命运的福星。在这个村子里，九成人家姓陈。陈是大姓，然后依次是朱、廖、江、刘。姓邓的只有他们一家，很多时候势单力薄。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是不知道家族的力量的。邓一群清楚得很。但他如果不能分配在政府部门，而只是分配在什么机械厂，那么他对这个家庭有什么庇护作用呢？没有。

就在那次毕业生会议上，有一个女生引起了邓一群的注意。在发言的时候，他听到她介绍自己是师大的。南方师大跟他所在的南方大学靠得很近，只有两站路。假若从城市上面做一个俯视，它们就像是紧挨在一起的两个绿色花园。平时这两个学校的学生经常走动，还有跨校恋爱的。邓一群过去也随别的同学去过师大，举办过同乡联欢会，但仿佛从没见过她。她学的是中文。她的发言颇受人事局的领导注意，因为她很会表达，说了很多“官话”这显然不仅是由于她学的是中文，而且还由于她的出身。后来邓一群的这种推测得到了验证。与她相比，邓一群几乎没说什么，只是窘迫地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与所学专业，然后就是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分配”都是现成的套话。当然毕业生们除了讲这些陈词滥调，也确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分配上的事情事实上由不得自己。不少学生家里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社会关系和后台，而邓一群什么也没有，所以注定他不会有好单位接受。他不能抱怨什么。他的妈妈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现在，满头白发，牙齿也都快要掉光了。他的大哥老实巴交，除了在家里能对嫂子发点火，在大场面上连一句整齐的话都不会说。找遍所有的亲戚，也没有一个有用之人。这样，他能指望自己会分配到什么好工作。

那种表态让邓一群感到一种深刻的痛苦，那就是——他明明没有那颗红心，没有两种准备，但他还必须这样说。组织是一种什么东西？就是你心里明明不愿意，但它却逼你笑着对它讨好。这是邓一群第一次领教组织机构的严酷。当然，后来他也感觉到它的甜蜜。

那个女生事实上不仅吸引了邓一群的目光，也吸引了所有在场的男生的目光。参加会议的不到二十个女生，但她是其中最漂亮的。她叫陈小青。邓一群在心里记住了这个名字。

她可以分配到好工作，而他却不能。他不能，不是因为他所学的专业不吃香，而是他没有一个好父亲。他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最后早早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岁。四十六岁那年得了肺炎，在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后还继续在地里劳动。那时候家里一下子分到了十多亩地。父亲就领着哥哥姐姐们没日没夜地干。他心里有着这样的壮志：要给三个儿子每人盖上一幢房子娶亲。但事实上他却只给大儿子盖了一幢，然后全家掉进了债窝——为了给他治病，家里四处举债。但他最后还是死了。他死的时候，邓一群才上大一。事实上，邓一群直到后来才知道，他父亲的死并不完全是因为累，还因为丈量土地面积时和生产队长发生了争执，并且打了起来。那个生产队长短了他家二分地。二分地能打多少粮食啊，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然而事情的结果却是派出所关了他父亲两天，回来后他父亲就病倒了，而这一次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会议结束的那个晚上，很多同学都回家去了，但也有一些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同学中，差不多都是因为家在乡下。邓一群没有走（他家离县城太远了）。他们都住在县政府对面的河岸边一家旅馆里。那家旅馆叫“红旗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