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星》反对中国文化”是有语病的。《文星》提倡现代化的使“中国”大的方法，在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下“中国文化”无助于“国富民”如果有助，清朝也不会国衰民弱地被外国欺负、被民国取代了。但《文星》这立场，并不是反对研究中国文化，《文星》认为中国文化是学术的领域，所以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文星》反倒得最多。翻开文星书店图书目录，一看便有上百册的研究中国文化书籍，都是证据。至于版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并加上现代化的索引，更是研究中国文化划时代的帙。《文星》这些成绩，比起诬蔑《文星》的人儿来，真“好有一比”！胡秋原的中华杂志社只印过两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就是他们拥护中国文化的实绩！仅能呈现这样可怜成绩的人，他们居然骂《文星》，他们可真好意思啊！

这样的风光，自然不是国民党所能容忍的。所以，第二年（1966）书展一开始，文星书店负责人朱婉就不准境，直到书展结束那一天才准她离开台湾，她赶到香港，只能参加闭幕式了。到了第三年（1967），就索不准《文星》参加了。“忌者不自修而畏人修”正此之谓也！

有一次，萧孟能受了压力，在1964年9月1日第八十三期《文星》上，登“内政”来函，函中要求“嗣后注意改”不要攻击医师法及“肆意攻击民意代表及整个舆论界”我就大为不满，在次期里，我就登“李敖的两句话：今后我对文星杂志的编务，不再过问。特此声明。”在10月8日的札记里，我写：“我极为这封窝的复“内政”函恼怒。傍晚很不客气地指责孟能。孟能夜来寓，谈到清早五时，”在《文星》共事的日里，我和萧孟能从没吵过架，但为了维护立场，我也颇为持我的信念。那时萧孟能极能表现礼贤下士的大家风度，我还是继续替《文星》稳住平，直到大祸临为止。

说，它不是李敖平的产，只是就原有平，经李敖提升的产而已。

例如说《文星》是“卖国者”照常识，有卖国可能的人是把握政权的，权在一国总统和外长等，《文星》有这“资格”吗？卖国所犯法律上罪名是刑法中的外患罪，国民党的执法大将赵，在“刑法分则实用”里已明说外患罪是“卖国”《文星》既从未受过外患罪的公诉，又何能私予罪名？何况，一百六十多万方公里的外蒙古，早就给国民党外长王世杰卖光了，留下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仍旧在国民党手里，要卖也不到《文星》来卖吧？

由此可见，国民党利用这些人儿所给文星的罪名，竟是这些人照着镜的自画像。但是，为了打击《文星》，国民党竞纵容真正的“隔海唱和”于不问。这些离奇的现象，直到主持宣传、制书刊的型人儿投共以后、乃至于政工王异型的人儿“亲共”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怎么回事了！

最后，大祸像一张禁网，终于慢慢临了。先是开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1965年8月31日，警备总以“（“54”）训唤五九八四号”代电来，说：

用杂志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我学生时代的计划。这个计划，我用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效果。以1965年5月27日到6月8日的香港书展为例，《文星》已成为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版黯然失：这次参加展的单位共有二十二个，参加数有一千七百八十二，册数有两万七千四百册。在两万七千四百册的图书中，《文星》一家，却独占了两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册，竟是总册数的百分之八十九·五四，几乎是百分之九十。换一说法，就是《文星》在参加书展的图书总数中，占了十分之九的地位，剩下的十分之一，才是其他二十一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品。

《文星》在我的带下，主张“中国”走现代化的路，它的自由、民主、开明、步、战斗等鲜明彩，慢慢使“官方”串连这些推论：一、《文星》是“卖国”者。二。《文星》捧汉，是汉。三、《文星》是“匪谍”四、《文星》走《自由中国》的路。五、《文星》是生活书店翻版。六、《文星》是判，协助台湾独立。七、《文星》勾结国际人（费正清等）。八、《文星》鼓两个中国言论。九、《文星》“在海外通共”十、《文星》“为中共宣传，与中共隔海唱和”十一、《文星》反对中国文化。十二、《文星》煽动青年。十三《文星》影响民心士气。十四、《文星》诬蔑先烈、元首。十五、《文星》推翻法制。十六、《文星》反对当局。十七、《文星》反对国民党。…就这样的，《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官方中钉的递补者。在封杀《文星》的手法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官方竟利用一批共产党或左派的人儿，去罗织《文星》。没问题，挑问题，叫“罗”；罗问题再予以串连成罪状，叫“织”就在这罗织作业下，《文星》的被迫殒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查《文星》杂志第九十期张湫涛撰写之《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的摄制》一文中，附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有为匪宣传之，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