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我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好愈，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干干脆脆的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请吴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道他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等二词。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留名片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他吃饭，他说他佩服李敖，盼能约李敖一起吃。5月8日，我在心园同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座有毛子水、吴相湘等。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绝口不提我离文献会事，我也绝口不提。5月26日，余光中向我说：“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后来我才知道，梁实秋不让我知道，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李敖去他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收信后，先行内部作业。8月19日，我收到姚从吾老师一封信，其中说：我礼拜二在南港住了两晚，黄彰舰陈般安、徐芸书、刘世超都看到了。一般他说，都欢迎你能来南港，正式在研究方面放些异彩。一部分人认为胡某人头发也花白了，你把他骂得也够了，另换一个方向也好。只有极少的人另有偏见，反对您来南港，但他们势孤，又不敢明言，只有暗中放冷箭。上礼拜五芮逸夫先生请刘子健夫妇。我和济之先生坐在一起。谈到您的事：（1）他说：实秋写信给雪亭先生和我了，说得很恳切。他是不大管事的，承他建议，我们当然考虑接受。适之先生常谈到李敖，我也知道一些，留有印象。（2）停一回，他又说，您也是他的学生，虽然一次考了五十八分，一次考了六十分，总算及格了。当年分数严，考六八十分的很少。（3）但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憎。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