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而遭国民党党纪分。他是一个反复多变的人，由于反复多变，政治上，自然也就不能被一再信任。因而在心理上，他有了一“幻想的被迫害症”他的自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使他老觉得有人想打击他，他完全不能了解何胡秋原？胡秋原何？谁要打击这样一个宦海失意和学界走板的人呢？但在这心病下，他总是刻意寻找“幻想的迫害者”他公开说文星“自恃有大后盾，这后盾即我说的参谋团，其中有教授，包括一个教逻辑的，有我们的同业新闻界人士，还有政治上的权威人士等，这是一‘奇异同盟’，毫无原则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也许由于一‘反胡秋原Complex’，结成了一个‘反胡秋原联合战线’”又说反胡集团的组成分为“青年后面有中年、有老年、比我更老的前辈。”又说组成分的单位“是由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的人，组织了一个参谋团，还加上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三个星期。…这些自自大自我膨胀，过分重视自己的“幻想的被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攻击的字，像“豪”、“犭折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等等。一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姚从吾打击他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四月间，就认到姚从吾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上，但他又不照照镜，陶希圣打击他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怎么都要一咬定了。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也。

二、胡有牵陶此漩涡之势。

“总裁训词”之罪名。

三、陶绝不理胡等逐我于文献会之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趁机拉我国民党！早在七月里，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党。我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留学理由，拉我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荫祖言警总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荫祖透这些也是要我党，说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荫祖重申前意，明确他说还是党才好办事，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街二三一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像愈来愈近了。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4日，报上登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陶希圣转告：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唯先不必与人言。

下午荫祖执行秘书约我，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原政治风暴的影下，陶已不

10月3日，我有日记如下：下午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以构成违反主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