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才十七岁。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我就写了《从读〈胡适文存〉说起》。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罗”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报》也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他并且透露：“雷震特别写信给我，推荐你这篇文章。”雷震那时办《自由中国》杂志，严批台湾当局声动中外，能够在那个杂志上用真名发表文章，我深感光荣（施启扬也写过一篇，但不敢用真名发表）。

雷震虽然办《自由中国》，但是这杂志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我的文章发表后，张灏跑来找我说：“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见见你。”张灏在历史系比我高两班，我认为他才气很弱，他是殷海光吸收及门第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关系不错，但他除了翻译外。写不出任何东西登《自由中国》，始终是个喜K洋书的蛋头而已。殷海光责备胡适喜欢以人情的原因揄扬别人的学问。说得很对，但他自己，却也犯这种毛玻殷海光吸收门弟子，当时都是张灏型的，整天只会看洋书、谈方法学，但他们的知识基础太窄。货太少，所以充其量只会搭钢筋，没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陆见多识广、文笔又好，所以能弥补不少“水泥缺货”他的及门弟子却比他差得太远、太远。这种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里有数的，但他的及门弟子心里无数，所以他们在台大，颇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优异学生自居。我在台大，乍看起来，不是用功的学生，因为很多大学生念的书，我早在小学中学时候就念过了。在知识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台大后，我穿着长袍，整天搞“大学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点“安事诗书”“束书不观”的。我不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师。我在台大既如此特立独行，自然被侧目而视，只会皮相之见的人，当然只会从皮相看我这个“长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飞冲天”的真本领。所以在台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惊”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这种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在台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条怪泥鳅，一条大泥鳅，毕业两年后，我退伍回来，我就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埃及在纳塞当政的时候，人人都把他的副总统萨达特看做一个喜欢穿好衣服住好房子的凡人；纳塞死后，美国特使李查逊吊丧，秘密向尼克松报告说，萨达特当权不会超过四到六个星期，结果却证明大家对萨达特都看走了眼。我一生中，被人看走了眼的次数也不在少，我总是用事实证明给每一个人看：你们全错了，我是一条蛟龙！所谓蛟龙，是一种能发洪水的龙，中国传统把革命性的异端看成洪水猛兽，我实在是这种洪水猛兽。限于政治环境，我清楚知道我做洪水猛兽的限度和下场，可是我仍旧朝前做去，这种使命感和悲剧感，对我而言，一点也不短，因为我早在小学时代中学时代就形成了。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天创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后十一年，殷海光在这十一年间，真是蛟龙得水；而这十一年，又正是我的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进台大的时候，正是殷海光最红的时候，也正是《自由中国》最红的时候，他的蛟龙气质，自然使我佩服，他托张灏约我去看他，我自然很愿意。

约会订在下午，在殷海光家里，我如约前往。开门的是殷海光，他给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脚、粗糙的双手、杂灰的头发、风霜的脸、两只对称不佳的小眼睛，从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着你。他的头与四肢，联合得很生硬，他紧闭嘴唇，作顾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