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短暂的恋情。“咪咪”身高一米七零、身材一流、皮肤白皙，分手之日，我把她的来信都还给她了，我写的信，只剩下一封复本，就是发表在《李敖情书集》中的第一封。“咪咪”的父亲是名人，家世不错，她仪态在优雅中有股气焰，一看就是大家出身的。有一次我看到她手执线装本仁寿版《二十五史》，觉得古籍红颜，正好辉映。我至今还保有她送我的世界唯一一张她小女孩时的照片，神韵飘逸，有着混血儿的美丽。

我虽然也勾引过别的女生，但灵则灵矣，乏肉可陈，那个时代女生少，思想也不开放，我这种不去教堂、不会跳舞的死硬派，其实要找个理想的女朋友并非易事。“红颜知己”上的苦恼，使我大学念得很不快。我毕业后，1960年2月12日，在部队里收到萧启庆的信，有这样一段：“日前与姚老谈，他认为在我们班上，在各方面，您都是最成熟的一人。又说您不轻易写东西，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很像样’。我很赞同他的看法。”我想，姚从吾老师和我同班好友萧启庆的看法，正好可做为我历史系四年的总评价，我的确是一个“在各方面”够得上“最”字的大学生，虽然大学生这一阶段，我过得相当吃力。原因是“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但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总结是：在历史系四年，其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满意的阶段，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遇。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

我在1959年6月18日毕业，8月2日南下台中，这天上火车时，到台北车站来送行的有周弘、景新汉、马宏祥、白绍康、华昌平、李华竣陈又亮、陈鼓应、祝庭生、张克斌、袁祝泰、朱广诚、黄锡昌、施启扬、佟耀勋、阙至正、孙英善、林淑美、杨祖燕、杨世彭、袁天中、萧启庆、王尚义、陈良渠、王曾才、李耀祖等二十六人。我在台北的五年大学风光，就此告一段落。交游之广，由此送行名单中可见一斑。这一现象，显示了我虽然一身傲骨、自命不凡，但在待人接物上，却从无满脸骄气，我不但休休有容，并且乐于与人为善。以我对理学院物理系的好朋友孟大中为例，就见一斑：孟大中的父母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孟大中听了，为之心动，希望我帮他假造一张离婚证书。我说可以，可是其中法律问题得找施启扬。于是到法学院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造好后，由我亲自刻印二枚，做为证人。一人名“彭立云”一名为“孔昭庆”用印后，全纸用茶水泡过，再予晒干，于是大功告成。为求妥善，我建议孟大中去找台大训导长查良钊，查良钊当年也在印度，与孟大中的父亲为旧识，可做人证。查良钊在西南联大时外号“查婆婆”乐于助人，又为人糊涂，如告之以离婚时兄弟跟了母亲，他必然会跟着说模糊记得，如此在“离书”以外，可多一人证。于是一切依计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当兵，远走高飞矣！我的足智多谋，乐于助人，由此可见。台中一中老同学刘家顺，保送入台大，他印名片，头衔是“台湾大学政治系保送学生”洋洋自得。此公毕业后离台，在松山机场，飞机起飞了，还被警备总部下令飞回，把他逮捕。孟大中离台时，我到松山机场送行，我说：“这回你远走高飞，可自由了。”他说：“想想刘家顺吧！要真的飞走了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