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以后，班上假要远足，我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我家来台湾，虽然爸爸找到了职业，但不敷，生活仍旧穷困。穷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并妈妈又开刀等等，从大陆带来的一黄金已变卖殆尽，唯一的模范西巷房也不得不卖掉。台中一中终于分了我们半栋宿舍，那是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二个小玄关，我们一家九住，其拥挤可想。后来因为长久付不薪，老吴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去帮佣了，我们又有幸转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觉宽松。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并且厕所不在院里面在屋里，比较像样一（原来那一半改由音乐老师郑嘉苗一家住了）。我家在存德巷十三号一住十三年，这一老宅，横亘了我的中学时代，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但我个人比全家人都幸运，我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隔了起来，算是我自己的独立天地，在这小天地里，我一桌一椅四书，快速地成长。辛勤地写作，奠定了我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矗台中一中不像台中二中，它是一个本省人比较多的学校，我初二时候，全班只有四个外省人，班上一有事，台湾同学就推我去。一次全校烹饪比赛，同学推派我和三位台湾同学陈正澄、赵天仪、张育宏四人参加（也许不是他们三位，记不太清楚了），我声明我本不会炒菜，可是同学不由分说，拉鸭上架。好像那天烧的是一盘鸭，好像由我主厨，不料烧来，整盘菜都像锅一样乌漆妈黑的，如果另烧，时间已不允许，于是只好着送到台前给评判老师。看着那样一盘黑菜，不论大陆人台湾人，谁都没有勇气端上去，于是协商之下，四个人，每人住盘一角，一齐送上，害得评判老师们哄堂大笑。当然他们是不敢下箸的，那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评判连尝都没尝就决定了的烹饪比赛。

在一中念书，每天与爸爸一同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我背着书包，提着上下多层的怪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说这个“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来是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为之大窘。第二天连忙换了，吾从众矣。

我升初三上甲后，中文老师是二十七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英文老师杨锦钟，但是男的，并且是福建人）又兼导师。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中文教员，台湾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他那时还兼事务主任，可以“上下其手”为我们供应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我们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我总编，赵天仪（“台大哲学系事件”时被挤台大教职，是大好人，可惜了诗人）写钢版，就办起来了。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班生，被他们兴师问罪。可见我李敖办刊贾祸，固其来有自也！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优异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我，要我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我穷得没钱照相，乃找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笔画上一帽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着帽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乃央求班长陈正澄（后任台大经济系主任，又讲学于日本，是名经济学家）代递。害得正澄和我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也没见过这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我国文；杨锦钟老师三十一岁，教我英文。她是江苏宝山人，金陵女文理学院毕业，国密歇硕士，因为留，外号“USA”当时她已嫁给空军军官胡旭光。后来走红，随胡旭光上任，了国民党驻副代表夫人，六十五岁那年（1983年），死在国。杨锦钟当时锋甚健，在老师中甚为。当时她家境比一般外省亡台湾者要好，用得起佣人——下女。她说她家下女最怕买，每次到菜市场买回来，一走把手平伸，远远用拇指指提着。那时台湾人不行吃，全台中市只有一家店，下女有所惧，非“个人行为”也，谁想得到，土土脑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后嗜吃，并且“卫尔康排馆”大火起来，还把人烧成“人排”呢！光在吃习惯上，就看外省人带给台湾人的大影响了。

因为我的中文在班上，自然被杨锦铨老师另看待。有一次作文，谈到中文程度，我写：“现在学生的中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我没说什么。三十六年后，他退休了，我托石文杰送我的书给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顺便请石文杰转告他：“奥斯投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后，我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国的他知了，送了他了二十年刚刚完成的一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我，我大吃一惊，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绩，真是人一等。他写信给我说：“我兄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