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了以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哪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不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订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有准备（中国古制帝王即位后，便预造内棺——“椑”表示人要存不忘亡、要时时面对死亡。“椑”不但放在皇宫里，出巡时也要随着车队，以“椑车”一辆，跟着皇帝走。这个制度，到唐明皇时才废掉。可见古人对自己的棺材并不忌讳）。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

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我爷爷，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害、豪迈上，常“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爷爷不满意，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二年），1899年是己亥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比起又致训词又发训词的国民党来，军阀太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