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报务舱。他没有带开罐器，那颗硕大的、甘苦兼而有之的“糖块”或许在他身上，或许不在。

即使我们没有约定以敲击为信号，你也是可以在下面敲击铁板的。挖泥船一连为我数了两个三十秒。怎么说呢？根据清醒的估计，他肯定是…海鸥骚动起来，在沉船和天空之间飞出各种图形。有些海鸥不知何故突然掉头飞开，这可把我给激怒了，开始猛击舰桥的铁板，先是用我的鞋跟，然后又用马尔克的大头皮靴：铁锈大块大块地剥落，灰白色的海鸥粪变成碎屑，随着敲击的节奏翩然飞舞。皮伦茨把开罐器攥在手里，一面敲一面喊：“上来吧，伙计！开罐器还在上面呢，开罐器…”我胡乱敲打喊叫一阵之后，又改为有节奏地敲打喊叫。可惜我不会莫尔斯电码，只能单调地敲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嗓子喊哑了：“开——罐——器！开——罐——器！”

在那个星期五，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沉寂。海鸥掉头飞走，四周一片沉寂；风儿卷走了一条正在作业的挖泥船的机器噪音，四周显得更加沉寂；约阿希姆-马尔克对我的叫喊毫无反应，四周则最最沉寂。

我独自划着小船回去了。在离开沉船之前，我把开罐器朝挖泥船扔了过去，但是没有击中它。

我扔掉了开罐器，划着小船回去了。我把小船还给渔夫克莱夫特，又补交了三十芬尼，并对他说：“晚上我也许还要用船。”

我扔掉了开罐器，把小船摇了回去，还了船，补交了款，还想再去一次，登上电车，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打道回府”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东街按响了门铃。我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机车的照片连同镜框一块要了过来，因为我分别对他和渔夫克莱夫特说过：“晚上我也许还要来…”

当我拿着那宽幅照片回到家时，我母亲刚刚做好了午饭。火车车厢制造厂护厂队的一个头头同我们一起就餐。餐桌上没有鱼。菜盘旁边放着国防军地区指挥部寄给我的一封信。

我把那张入伍通知书读了又读，母亲在一旁哭了起来，弄得护厂队的那位先生十分尴尬。“星期日晚上才出发呢！”我说，然后毫不顾忌那位先生，问道“你知道爸爸的双筒望远镜放在哪儿吗？”

我带着这架双筒望远镜和那张宽幅照片乘车来到布勒森，不过，那是在星期六的上午，而不是在事先说好的当天晚上。那天，雾气弥漫，天又下起雨来了，能见度很差。我在海滨沙丘找到一处最高点：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面的空地。我站在石碑基座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尖塔托着一颗被雨水淋黑的金球威严地耸立在我的头顶上方——把望远镜端在眼前望了起来，不说有三刻钟，起码也有半个钟头。直到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才放下望远镜，把视线投向近处的野蔷薇树丛。

沉船上没有任何动静。两只大头皮靴仍然放在原处。海鸥又飞回锈迹斑斑的沉船上空。它们在舰桥上歇脚，为甲板和皮靴扑粉着妆。可是，海鸥又能说明什么呢？停泊场里仍然只有前一天的那几条旧船，其中并没有瑞典的，甚至没有一条中立国的。挖泥船几乎仍在原处。天气看来有转好的可能。我再一次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打道回府”母亲帮我装好纸板箱。

我打点行装，把那张宽幅照片从镜框里取了出来。因为你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我便把它搁在箱底。在你父亲、司炉拉布达和你父亲那辆尚未生火的机车上面，我摞上了衬衣、衬裤、日常用品和我的日记本——这本日记后来在科特布斯同照片和信件一起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