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鸣　九

这就是《悲惨世界》的四素质、四个方面。就《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尔扎克的著《人间喜剧》的整可与之比。对于它厚实的艺术容积，也许只有借助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一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的概念。

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这人主义同情还推动雨果行尖锐的社会批判。他把下层人民的苦难，明确归之于“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他整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揭这压迫如何“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在《悲惨世界》里，与对劳动人民切的同情同时并存、的是，作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烈抗议。在这里，雨果的人主义思想，不仅是他同情劳动人民的发，也是他行社会批判的一尺度。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奥特维尔别馆

这是昂的民主主义激情的现。谁都会注意到小说中对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运动与起义斗争的描写与情歌颂。在整个西方文学中，我们还没有见过有什么作品象《悲惨世界》这样，对一次革命起义作过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规模宏大，如此情奔放的描述，其画面都是以壮丽的彩、细致的笔法绘制来的，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着人民》那辉煌的风格。作品的这一举足轻重的分，无疑给《悲惨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基调，其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观，事实上也突破了人主义的框架，弥补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不仅如此，雨果还把人主义的化力量视为改造人与社会的手段，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与后来的冉阿让就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说中一个理想的人主义的形象，冉阿让后来也是大慈大悲的化，他们上不仅有无穷无尽的人主义心，而且他们这，还能化凶残的匪帮，甚至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在悲惨世界里创建了滨海蒙特勒伊这样一块穷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于是，人主义的仁在小说里就成为了一千灵万验、无不摧的神奇力量，这近乎童话的描写，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是他的一局限。

雨果的革命民主主义激情，还鲜明地表现为对起义民众、革命人民的情礼赞。在他的笔下，疲惫不堪、衣衫褴褛、遍创伤、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是一个伟大的整与象征：人民的象征。正是这一个伟大的群，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推动着法国社会向前发展。雨果特别在这一伟大的整中，突了安灼拉、白夫与伽弗洛什这三个英雄人。安灼拉是的共和主义者，街垒起义的组织者领导人，雨果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革命家圣鞠斯特为蓝本塑造了这个人，用饱满的笔墨使他成为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难得的革命领袖的正面形象。白夫老爹是黎普通人民，起义的基本群众，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革命红旗这一悲壮的场面，雨果是以庄严的颂歌的笔调写来的，并对此发了情的礼赞。伽弗洛什，这个黎狼儿童的典型，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最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之一，他上凝聚着法国人民那开朗乐天、轻松幽默的格，还保持了儿童的天真与纯洁，他善良、慷慨，酷自由，在起义斗争中勇敢机智，直到最后壮烈牺牲，仍唱着幽默顽的歌曲。这三个人是雨果心目中革命人民的象征，他塑造他们的大躯，正是于歌颂人民这一伟大群的情。

内容，此外，他又以芳汀、珂赛特、商第等其他社会下层人的不幸与苦难作为补充，在小说里倾注了他真诚的人主义同情。他这同情无不在，无不有，它是那么渗透弥漫在整个悲惨世界里，似乎包容了一切，不能不使人有一浩博之。

《悲惨世界》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的大海上傲然立，它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中一块不朽的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