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臣的意义在于分管国事,替朕分担忧愁。现在这种局面,为何不代朕传一句话,平息各种意见纠纷,君臣之间的大义到哪里去了?’又说:‘朕不能忍受侮辱虐待,六七天都在日夜哭泣。’方从哲是顾命元老重臣,假使他能稍微有所行动,何至于让至尊的皇帝如此忧愤危险!他阿谀奉承太监是那么多,感戴皇帝的圣明是如此少,所以胆敢侮辱皇帝的祖先,违抗皇帝的父亲,而欺负皇帝陛下啊。”最后又极力说明黄克缵的荒谬。二疏章一起交朝廷讨论。不久上报皇帝,只是将李可灼下狱发配边地,方从哲不问罪。
山东巡抚报告,五月中旬,大白天月亮和星星一齐出现了。孙慎行以为非常怪异,上疏请求皇帝修身反省,语言非常直率中肯。秦王朱谊氵患由庶受封,排行老四按规矩不应该封为郡王,重礼贿赂皇帝近臣,才得圣旨批准。孙慎行坚决不接受诏书,三次上疏争辩,没有结果。七月称病离职。
这一年冬天,朝廷推举内阁大臣,以孙慎行第一,吏部侍郎盛以弘第二。魏忠贤压制不任用,任用顾秉谦、朱国祯、朱延禧、魏广微,朝臣大吃一惊。叶向高接连上疏请求任用孙、盛二人,最终没有效果。此后,魏忠贤气焰嚣张,讨论编写《三朝要典》,孙慎行列为“红丸案”的首犯。同党张讷于是上疏极力诋毁,下诏剥夺官籍。不久,刘志选又两次上疏追查揭发,下诏抚按调查审讯,发配宁夏充边,没有出发,庄烈皇帝即位,赦免了他。
崇祯元年(1628)命令以原来官职协助治理詹事府,极力推辞不到任。孙慎行操守严峻,品行纯洁,为一代官吏之宗师。朝士多数推举他进入内阁,吏部尚书王永光极力排斥他,终究不被任用。八年,推举内阁大臣,几次皇帝都不满意。最后把孙慎行、刘宗周、林钅干的名字上报,皇帝立即召见他们。孙慎行已经患病,刚到北京就死了。赠封太子太保,谥号文介。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年时读书,就喜好程颐、朱熹的学说。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授行人职。四川佥事张世则进呈他的著作《大学初义》,诋毁程颐、朱熹的章句,并请求颁行天下,高攀龙上疏极力反驳他的错误,张世则这本书便没有颁行。
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别人攻击丢了官,袁中的议论多数归咎于大学士王锡爵。高攀龙上疏说:
“近来朝廷之上,正人君子被排挤一空。大臣则孙钅龙、李世达、赵用贤走了,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被斥退了。近来李祯、曾乾亨又无法安心本职而乞求走了,选郎孟化鲤又借口推荐言官张栋,随着这股潮流去了。
“天地之间造就一个人才是很难的,国家需要人才是很急迫的,这样的废置排斥,以后的人才怎么接得上。这些情况已使得正直的人扼腕叹息,奸邪的人弹冠相庆,世道人心如此真叫人不胜感慨!而且现在陛下的朝讲已经停止很久了,朝臣不能望见皇帝的龙颜。皇帝传旨下来,虽然说是圣上亲自裁定,但这里面隐藏了些什么,难以揣度其究竟,所以朝廷内外的舆论,不是说‘辅臣想除掉不归附自己的人’,就是说‘近侍不利用正直的人’。陛下深居九重之内,也曾经把每位大臣是否贤能的情况写了陈列在左右;而陛下对于各臣,也曾想过他们为什么会获罪的原因吗?如果以为都是由于圣上发怒,可是各臣除孟化鲤之外,未曾听说有触犯圣旨的,为什么都遭罢免斥退呢?即便违抗了皇帝讲了不中听的话,例如董基等,陛下已经录用,为什么对于这些人却不是这样呢?我恐怕陛下有驱逐奸邪的果断,而左右的人反而利用来实现自己嫉妒的私心;陛下有接纳进言的博大胸怀,而臣子反而留给您拒绝谏诤的讥嘲。传到各地,写进史册,使圣德受累不浅。
“辅臣王锡爵等,看他自我约束的情况,好像胜过张居正、申时行;观察他的用心和五十步笑百步又有什么不同呢?即如各臣被罢退斥逐,如果以为当然是这样,那么是非邪正,一般人都能辨别,怎么忍心坐视皇帝的错误做法,难道不是为了发泄私愤,而得益于把那些人全都罢免斥退光吗?”
最后极力诋毁郑材、杨应宿说人坏话、巴结奉承应该罢免。杨应宿也上疏攻击高攀龙,所讲的话非常荒诞,没有根据。两份奏疏一起交给部院,议论的结果是请求对二人稍加责罚,以表示惩治过去,警戒未来。皇帝不准,降杨应宿二级,把高攀龙贬职流放到揭阳为添注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