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被打上了"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标签，一步发展就是谈情变，经常被引用的就是鲁迅那句话，"贾府的焦大不会上林妹妹"，其实鲁迅也不是焦大，他也不敢肯定地说焦大不会上林妹妹。共产党城以后，多少"焦大"改造了家，娶了成千上万的"林妹妹"老婆。但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尤其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鲁迅先生通过阿Q揭示了分"国民"，鲁迅先生还用他那些匕首般的杂文，揭示了中国人的虚伪。这是更为普遍的"国民"。因为虚伪，我们是心非；因为虚伪，我们亦人亦鬼；因为虚伪，我们明明人，却把人说成是洪猛兽。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伪，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我们明明满谎言，却并不因为说谎而产生一羞赧之心。这就来了，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着好日，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明明我们知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着孩们当成真理来学习。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病态"的"资产阶级"情，但我们却要消灭学生脑中的这情。我们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达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情，我们却要给人家行"无产阶级"的解释。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上来吧，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独特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情（允许摹仿着教材上的光辉样板抒发"无产阶级"情）；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并不需要情细腻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里来的乖孩，决不希望培养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国家鼓励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你发明创造。尽国家有宗教政策，允许人们不相信克思主义而相信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在我们的学校里则决不允许有任何非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教材必然有烈的政治彩；由此决定了我们要通过语文教育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于是，语文就变成了政治的工。于是，我们的孩们的作文，也就必然的成为鹦鹉学，千篇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情"，编造着同样的故事。我读过我女儿的从小学到中的应试作文，几乎看不什么变化。倒是她遵照她的中学老师的嘱咐写得那些对她的考试毫无用的随笔和日记，才多少显示了一些文学的才华与作为一个青少女的真实情。可见孩们也知，写给党和国家看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如果我们的这教育方法真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除了相信克思主义之外什么都不相信的"红接班人"，那就这样搞下去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孩们在上学期间就看了教育的虚伪，就被训练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复杂的社会之后。

仔细一想，我们的孩用两笔调写文章的现象，在某意义上是继承了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学们，用一笔调写应试的八文，用另一笔调填词赋诗写小说。八文是正业，关系到个人前程；填词赋诗写小说是副业，是野狐禅。《儒林外史》中鲁编修家的小，发现自己的新婚夫婿只会写诗本不会写八文，气得当场昏厥，可见不会写八文连漂亮的小也不。那时的文人，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两情况：一是屡试不第，绝了科举的望，于是就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抒发心中的愤懑，譬如蒲松龄。二是科场得意后，但官场上不得意，被贬到天涯海角，但饭还能吃饱，闲来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