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要我们去完成：一股土匪不让路，需要谈判，向指导员，你去吧。”

向武备知道，这股不让路的土匪是想插手一起分粮斗争。本来针对这个地主的分粮斗争是游击队计划内的事，并早已向当地群众作了布置。现在土匪要插手走在前边，这就打乱了游击队的计划。李队长说：“眼下我们是既不能让他们走在前面，也不能和他们一起干，否则我们也就变成了土匪。这就需要和他们谈判。怎么谈，就你一个人去，还不能带武器，只带一个助手。谈判地点是双方谈定的。”

向武备对这个谈判任务犯了踌躇，也许是上次的伏击战让他对自己失掉了信心。李队长看出了向武备的心思，给他鼓劲说：“现在就看你的了，你是学生，说话有口才；又是指导员，有原则；别人谁也代替不了你。你就大胆去，咱们是红军，他们是绿林。红的对绿的，红的硬绿的就软，你就放心去吧。咱们游击队就是地方红军。”

向武备去了，在联络点上他坐着炕沿等绿林。他想，绿林一定是些乍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不一会儿，几个绿林一齐涌了进来，但他们没有络腮胡子，只有一副副当地农民模样的冷峻面孔，这使向武备忽然觉得，这种普通面孔原来比那种络腮胡子更吓人。几个人进门后，为首的两个从腰里抽出驳壳枪，把枪往炕桌上一扔，下马威似的对向武备说：“来了个学生娃子呀！”向武备立即回答说：“你说错了，我不是学生，我是游击队代表，我代表的是广大贫苦百姓。”向武备一面说，一面拿眼睛盯着土匪扔在炕桌上的驳壳枪。土匪发现向武备在看枪，就说：“怎么，怕枪吗？”说着拿起驳壳枪，让枪在手里翻了个跟头，接着竟退出了枪里的子弹，并把子弹啪啪扔在桌上，意思是让向武备放下心来。面对少了子弹的两支空枪，向武备仍然有几分紧张：子弹能退出来，就还能顶上。他竭力控制着紧张的心情，还是想着自己应该说的话，他说：“枪倒不怕，因为谈判根本用不着这东西。”土匪说：“嗬，还真有两下子，不愧是游击队。长话短说，说说你们游击队的主张吧。”向武备说：“很简单，这回你们要让路才是。那个村的事是我们早就策划定下的，更改是不可能的。”土匪说：“那就一块儿干。”向武备说：“不行。斗争对象多得很，为什么非要挤在一条道上不可？以前我们也有‘让路’的时候，你们也应该讲讲交情吧。”向武备把话说得斩钉截铁，还故意带出些江湖气，但心里尚是没底。就在这时，那为首的土匪竟然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了声“好”然后他又从桌上拿起枪，把子弹压好说：“好，这次我们听你们的，可下一回你们得听我们的。”说完居然还冲向武备作了个揖，又道了声“后会有期”一个急转身就出了门。让向武备感到惊奇的是，临出门时，有一个土匪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拍在炕桌上，也不说话，追着领头的土匪走了。向武备和助手送完土匪，捏起炕桌上的花生吃着，不觉相视大笑。

那次的谈判，向武备成了赢家。他万没想到这“赢”来得这么快。回队后他得到了李队长的表扬，李队长说自己没看错人。向武备也为这次谈判作了总结。他想，面对真的土匪，他毕竟没有显出恐惧，当时心里那一阵阵的乱跳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有一点他觉得还是应该自我检讨，那就是他不该同土匪讲“交情”虽然李队长没有听见他说“交情”两个字，但似这等不三不四的语病，日后他定要克服。指导员说话是要讲原则的，即使面对的是土匪，语言也代表着红军。李队长再说他是个学生，他也不再是个学生了。至于“货郎”说的小知识分子，他想那毕竟是个潜移默化的意识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