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组织货源的二级公司，他们现在的两个老总当年经常来求我给他们派单子。不过，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了，我只是个体户。你问这个有事吗？”

我将案情简略地说了一下，请李大哥帮忙从内部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听完我的介绍，李大哥在电话那边沉吟半晌，说：“我帮你打听一下。做外贸的赚的就是退税，一千多万确实不是小数目。我下海的头几年也是找别人代理，吃过这样的亏，到现在还有二百多万退税款要不回来。”

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一通电话，竟然使这个案件柳暗花明。

那家进出口公司的副总与老总各有来路，积怨已深，在老总将国有资产逐步蚕食的过程中，副总完全被摒弃在利益之外，二人已势同水火。副总透露的信息，代理公司在北京的三四环之间有一处物业，时价已经超过了两千多万。

事不宜迟，我马上与顾问单位取得了联系。他们也不含糊，托了人，以空前绝后的高速度办好了强制执行程序，第二天一早，我和张总以及法院执行局的人员已经坐在了飞往北京的飞机上。

一到北京，一行人即紧锣密鼓地展开工作。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个人都被亢奋的情绪包围着，胜利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下午四点，我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邹姐，石头发烧了，还拉肚子，怎么办？”保姆恐慌的声音从话筒传来。我的心直直地往下坠。“小杨，你慢点说，石头发烧多少度？拉了几次？”我强自命令自己镇定下来。“我刚刚量的，三十八度五，下午已经拉了四次了。”保姆说。三十八度五，那不是高烧？我的心揪紧着害怕起来。那么小的孩子正在受罪，他的妈妈却离他几千里之遥。我心焦似火，只恨自己乏术，不能够马上插上翅膀飞回儿子的身边照顾他。怎么办？邹天去外地开研讨会了，谁能帮我呢？

低头思忖片刻，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拨高展旗的手机。“老高，你在哪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很自然。“在所里。怎么，才一天不到就想我啦？”“别开玩笑。老高，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咱俩谁跟谁，说吧，什么忙？”“你现在到我家里，拉上我家的保姆到市立医院去。”“哎，邹雨，你家什么时候请保姆了？”高展旗诧异。“先别问了，等我回去再说吧。”我挂断了电话。

接着打家里的电话，我脑中努力搜索着从网上得来的信息，嘱咐着保姆多带几片尿布、纸巾，拿好毯子、水、奶粉，带够钱，确认她都一一记下，才略感安心。

然而身在北京的我还是心神不宁，担忧儿子。晚上十点半，我坐最晚班的飞机回到了家里。

这么晚了，小石头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哭闹，圆乎乎的小脸因为脱水瘦了一圈，头上打针的地方被剃去了一片头发，露出了白花花的头皮，显得格外突兀。眼泪流了下来，我心疼地抱起他，柔声哄着：“石头乖哦，妈妈回来了，妈妈爱你。”也许是我的怀抱让他安心，石头的哭闹声渐渐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