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红军转战河东之际，国民党中央军沿同蒲线和正太路山西，驻守洛、潼关及关中一带的国民党队也加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并沿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包抄红军后路，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农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红军十五军团穿越同蒲铁路，突破汾河堡垒防线，转战汾、孝义，围困城、文，先骑兵连抵达晋祠、小店，威胁省城太原，迫使阎锡山将晋军主力由晋西南撤回，保卫太原，围堵红十五军团，从而有力地合了晋南、晋西红军的战略行动。三月下旬，十五军团由城县岔挥师西向，转战于古、楼烦、静乐、岚县、兴县、岢岚，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创立苏维埃政权，把晋西北地区闹了个天翻地覆。

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农历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至五月五日（农历三月十五），红军主力和总人员先后从延关、

阎锡山急调两个团从太原乘车赶来增援，同时又命令第四纵队、第一纵队，向红军侧翼击，威胁红军后路。晋军总兵力达三个纵队，十五个团之多。两军从日打到午后，一直于对峙状态，战况十分激烈。

由于红军过河不久，没有据地依托，加之地形不利，武装备较弱，要一吃掉这么多敌人确有困难，泽东当机立断命令红军撤战斗。为保存实力，阎锡山也于当晚命令队撤兑九峪地区，放弃捕捉红军主力行决战的计划，将晋军主力集结布防于汾、孝义、灵石、介休一带，沿同蒲路和汾河堡垒线严密设防，防堵红军东北上，等待援军的到来。

由于红军攻势猛烈，晋军渐渐不支。

兑九峪战斗之后，红军两大主力撤至大麦郊地区行休整，伺机东。此时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从洛、徐州、武汉等地调七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晋增援，阎锡山也积极调兵遣将，企图合中央援晋大军将东征红军围困于晋西一隅的吕梁山区。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农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至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农历一九三六年三月初五），也就是上述军事行动展开之际，为了争取早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实现对日作战，中共中央在晋西大麦郊、石、西江和石楼等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晋西会议），泽东多次讲话，刻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明确提：“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行运动战。”要求“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

先向兑九峪以西之大麦郊、泉曲推。晋军第三纵队协同动作，二十一旅连夜占原庄、罗沟一带山阵地，准备于拂晓时分合杨效欧发动突然袭击。三月十日，清晨，红军主力突然从左、中、右三面发起攻击，同时派快速骑兵向两翼包抄，试图将晋军分割包抄，各个歼灭。晋军各仓促应战，十余架轰炸机狂轰滥炸，番助战。

一军团也于十六日开始动作，以急行军同蒲铁路，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农历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攻占南同蒲线枢纽——南关车站，将同蒲路拦腰斩断，而后星夜兼程，长驱南下，包围洪、赵城，奔袭临汾，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农历一九三六年三月初十）攻占了襄陵县站。之后，红一军团又兵分三路继续南下：红四师活动于汾河、同蒲路以东之古县、安泽、浮山一带，先沁、平境内；红二师沿汾河西岸抵新绛、侯，而后挥师西，直趋乡宁、大宁；红一师及军团直属机关居中策应，积极活动于霍县、洪、汾城地区。此时，整个河东大地，北起霍县，南到侯，除同蒲路沿线的几个孤立据外，广大乡村都布满了红军。红军所到之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积极筹款扩红。

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积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农历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至十五日（农历三月二十四）召开军事会议，作了“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遵照会议的决议，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四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

泽东还要求：红一军团分五步拉网式发展，最后占领正太铁路，然后依情况决定或河北，或长治、晋城；红十五军团在晋西北创造据地，并合在神府行动的红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靖州、洛州的联系。

四月下旬，红十五军团经大麦郊、双池镇至隰县蓬门，与转战晋西的红军总会师。红二十八军四月十二日奉命自金罗镇分兵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相机夺占黄河渡，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保证东征主力背靠苏区。四月十三日，红二十八军占中留誉以东的党家寨等地，向晋军重兵把守的三镇发起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