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是。台湾假日最可怕，一早就来了全套“爱国歌曲”一路战斗与“梅花”不绝，要足足闹一上午才停。除了骂刘家昌王八蛋，已别无他法。狱中人犯对所有假日都讨厌，因为假日一来，接见受阻，放封停止，对人犯全无好处。放封就是出来运动。“监狱行刑法”第五十条明定“每日运动半小时至一小时”但在事实上，却至多二十分钟，并且阴雨天气也给取消。放封时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篮球，这种篮球，有二特色：一、没有鞋，都是赤脚跑来跑去。二、死刑犯挂着脚镣，照旧跑来跑去无误，这两幅画面，令我难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参加了放封，走到放封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各路角头流氓向我打招呼，并奔相走告说：“看呀！胡茵梦的丈夫！”——我纵横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只能以名女人前夫显，名女人的确比我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写宋人的词对自己说，这叫“散步出黑牢，满楼黑袖招”！其实，说我在文化界声名盖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兴大学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录，她翻看“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剥，发现在九百页的目录中，胡茵梦占了一面，可是李敖连一行字都没有。可见在国民党钦定的名单中，胡茵梦是作家，而李敖连作家都轮不到，李敖之为无名小辈，可想而知矣！事实上，我虽对外吹牛，自己还是满谦虚的，每次“忘了我是谁”而有自大狂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东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个纸板走过来，要我签名，我很高兴，心里想：“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认识我。”但女侍说：“我们老板讲过，每个客人都要签名。”还有一次，我弟弟肠胃出了毛病，就介绍他到“新高原药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两位，一位是妇产科的，一位是肠胃科的，我认识的李大夫是肠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错了，找到那位妇产科李大夫，告诉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点头道：“李敖吗？我认识她，她下个月就要生了。”

在住的方面，房长三点四公尺，宽一点八公尺，但这种空间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运范围以内，因为通风管、洗脸槽、水缸、马桶、铁床、落地小柜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块塑胶地砖，走对角线每五小步，就得转身，在里面运动，项目要随空间来决定，凡是横式的运动，又左又右的运动，都不能做，只能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颈部运动和“原地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户朝北，阳光从没照进来过，住久了，觉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针，在乱流里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顶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灯，房有两人高，光线下来，已经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纸箱，纸箱上铺块掉下来的小柜门板，大部分以右腿盘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势，看书写作。报上说中小学生“坐姿不确，照明不足，视力大受影响”我想我也如此。国民党宣传他们在抗战时候“以空间换取时间”我则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时间换取空间”甚至“以光明换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创作出不少给人光明的资料，虽然我自己，却陷身黑暗里。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间，舍房按八德分类，又各三层，所以我只是八德乘三后的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为精力过人，只睡五到六个小时，从不午睡，所以生活方式，与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约清早三点前就起来了，六点五十分起床号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三四个小时了。起床号后全舍开始噪音，有这么密集的心清苦闷的邻居，其音安能不噪？这种噪音，直到午饭以后，才能稍好。等午睡过后，又噪音开始，直到九点入睡号为止。

住的方面最有特色的是马桶。每个马桶上面，都没有马桶盖，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时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个大冰圈，我名之日“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时要小心，因为皮肤已与马桶有粘接现象，要慢慢站起，才不会痛。大便时候，整个屁股十足有“全盘西化”之感；大便以后，发现屁股上多了一个圈，好像桂冠诗人的桂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