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月1日的广告知你已经看到。“下海”卖面，对“思想阶层”诸公而言，或是骇俗之举，但对我这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析、贩、屠狗。卖浆、引车，乃至磨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今日李敖亦贵妃中，岂足怪哉！岂足怪哉！我不三角，谁三角？

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八桑’先后娶者有之；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孙因他们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骂“内政”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人的耳括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台湾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比那用叉吃人的老哥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挑拨“把洋鬼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梦之一”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仅随意摘举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见之于“开刀”“打耳括”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挑拨台湾与世界友之情，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影，已笼罩于全台湾。举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谢”他“谢”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地肯定于亲的徐之，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

在《文星》共事和共患难的过程里，萧孟能、朱婉夫妇对我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表现了萧同兹的大家风度，这是很令我怀念的。现在我还保有萧孟能写给我的恩信，说：“我是多么地谢你！”（1962年7月6日）说：“您使我扬名吐怨气，万分地谢。”（196年12月17日）虽然这些恩，在多年以后，都被“正人君”忘光了！

如今，在《文星》被封多年，回看它的生前死后，的确也看到不少的沧桑。在《文星》上追求理想的那些战友们（事实上是唯李敖首是瞻的人们），有的已经死亡，有的已经隔世，有的已经变节，有的已经自毁历史，卖友求荣，手数着钞票，脚脱离战场，不识大地重新自文化人变回到市侩。…但是，不论怎样地浮云事变，我李敖绝不心灰意懒，我不在乎那些战友的来去，不在乎个人的浮沉，我关心的只是理想的追求，在追求理想的大目标下，我不怕孤立，照样勇往直前。

卖面大业，后来格于环境，我只变成理论家，转由张俊宏、黄华等小朋友变成实行家，直到他们再格于环境，

近日读报，知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却愿留在台湾摆摊，逆而泳，分外可喜。唯李敖先生为了卖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情而咄咄人，竟而才未尽而笔停。我们赞。他卖。，但。时。不赞助他卖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用刀，效司与文君之当炉，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那时我在文坛余威犹在，势利的余光中还买账，他写来了赞助启，全文如下：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宣纸的小折页册，正好可签名之用。我盼你能在这本小册的前面，写它一两页，题目无非“知识人赞助李敖卖面启”之类，然后由我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一名，最后挂于面锅之上，聊示“招徕”此“启”只负责“赞助”不负责面好吃与否或有毒与否，大家尽可安心签署，不必回家抱着老婆吓得睡不着觉也！

《文星》的“星沉海底”并不等于李敖的“星沉海底”因为国民党对李敖的秋前算账和秋后算账一直没有停止，所以李敖这颗文星之沉，还在行式。首先是对我的书大撒禁网。从我在《文星》最早版的《传统下的独白》，到最后自行版的《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这时我三十一岁，看前路荆棘，似无靠笔杆维生的活路，乃宣布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得款本钱，改行去卖面，在9月3日我有信给余光中，其中一段说：

我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