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车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狼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