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因为他的儿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的“不孝”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不孝过症，——对“不孝”的谣言神经过，并盼望别人的儿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病，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

而走向“标榜孝”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

1955年我二十岁，暑假后以第一志愿台大历史系，表面上如愿以偿，但是很快就大失所望。我看不起别人、不喜上课，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不及格。原来中文

爸爸死后，自台中市长林金标以下，到一中师生，大家捐了钱，女教育基金；东北同乡自莫德惠以下也捐了钱，其中惜冰、程烈都各捐一千元，当时都是大数目，总数捐了三万多，由妈妈放在彰化纱厂生利息，后来不足维生，不断提取本金，三四年间就提光了。妈妈在爸爸死后不久，即去一中职员，在训导掌全校行登记，当时弟弟李放也在一中，功课不行，妈妈常常拜托老师们给予方便；但当别的老师反过来拜托她放宽行登记时，她却铁面无私，其公私标准，煞是有趣。

…如省立台中第一中学的教师李鼎彝，平日严守岗位，心教学，他在校中教两班中文，每周功课十二小时，由于家负担太重，而薪俸收又太有限，迫不得已，于是只好在课外替学生补习功课，每日四小时，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一家八的生活，算是由此勉得到解决了，但时仅三年，却由于劳过度而致疾以死了。

爸爸对我寄望甚殷，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向他要钱买书。从来不涉我想要看的书，并且从来允许我自由意志的自由发挥，最鲜明的例是坐视我不过旧历年的举动。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要移风易俗，不过旧历年。我认为过旧历年是一不步，并且违反现代化。爸爸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知我的卓见。他说：“好小，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以及姊姊妹妹弟弟们，便开始兴采烈，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我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夜，我偏要早睡；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我一概退回。我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爸爸面临理智与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我得对；情上，他怪我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爸爸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直到他死以前，我从没有把那混账的旧历年过过。不过，他死后，妈妈陷一个寂寞的境。当第一个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当妈妈习惯地替我安排大鱼大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我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了“过年派”的阵营。有一次过年时，我向妈妈以下的各位，讲述李济说我气死老的话，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我开玩笑说：“我若真有气死老的本领，那我首先该把别人的老气死几个，我是绝不会遵守传统，‘气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爸爸留给我二项有形的遗产：一、两《资治通鉴》，一是残缺不全的铅排胡三省音注本，一是影印百衲宋本，都在我穷困时卖掉了，前者由同寝室的孙英善买去送给张玉法了；后者由台大历史系买去了。二、一只普通的手表，由于是火葬，手表拿了下来，那时我穷得没钱买表，爸爸的，最后留给了我。

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在爸爸死的那年十月。登陈养吾的“教师节为教师请命”其中说：

这话大致不差，事实上，爸爸是累死的。

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爸爸死后十一年，我印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我说：

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和不满，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自由版自由，还祸延我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