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的桌椅全不搭配，墙上挂的画沉默可憎，厕所传出的飞溅声声声入耳，隔壁冰淇淋店又十分嘈杂，老板粗鲁，连狗都丑陋不堪。然而，厕所旁边有一座玻璃阳台，视野宽广。端杯啤酒坐在那里，观赏远山近村的景色变化，可以把阿尔卑斯山都收进眼底。桌上有一张手写的字条，警告你不得把烟蒂丢到窗外，因为下面是一家露天餐厅，顾客曾经对此抱有怨言。但你只要遵守规则，没有人会来打扰你。本地客都坐在吧台边，阳台是观光客才去的地方。复活节的周日，阳台上高朋满座。

有荷兰人，登山靴、背包齐全；有德国人，一身珠光宝气，像是要赴宴会；有巴黎人，脸上摆着傲气与精明，仿佛在用放大镜察看细菌；还有一个英国人，脚踏凉鞋，敞开上班穿的那种条纹衬衫领，在用袖珍计算器计算这趟度假花了多少钱，他的妻则在写风景名信片给家乡的邻居。老板的狗在桌间追来赶去，嗅寻掉落的糖粒，吓得那些干净利落的巴黎人直往后退。收音机虽播放着女歌手的歌声，却敌不过厕所制造的杂音。吧台上又响起一片酒杯碰撞声，原来本地客纷纷结帐，该回家吃午饭了。

咖啡馆外，三辆车纠结成一团，车主相互咆哮。其实只要其中一辆后退10公尺，这结就打开了，可是法国人认为开车让路有失威风，正如他们喜欢随地停车。在危险弯路上任意超车，好像那才是法国人的作为。他们常批评意大利人开车横冲直撞，我倒主张，夜晚饿着肚子在100号公路上飞驰的法国人，才是最要命的疯子。

电线杆和驻虫

我离开小村，驾车回家。本季第一宗车祸刚刚在这条路上发生：“一辆白色标致旧型车，屁股撞上一根木制电线杆，把它撞成两段。左右并无其他车辆，道路也平坦干净，叫人想不通车屁股怎么狠狠地与电线杆遭遇。”一个年轻人站在路中央搔头，看见我停车，他咧开嘴笑了。

我问他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说：“车子恐怕报销了。”我看看上半身弯向车顶的电线杆——几根电话线吊住它，所以没有完全倒下——它也报销了。

“我们得快走，”年轻人说：“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竖起一根手指压在唇上。“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就在路那头。我要去找辆拖拉机。”

他上了我的车，肇事原因立刻明了，原来他一身酒气，仿佛刚在酒里洗过澡似的。他解释为什么得急速且秘密地把车吊走。邮局若知道他撞坏了电话线杆，会向他索赔。“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重复，边说边加强语气似的打了两个酒嗝。

我把他送到，自己回家。半小时后，我又开车去看拖吊工作是否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

车子还在那儿，旁边围了一群农夫，七嘴八舌地争吵着。马路上另有两部小汽车和一辆拖拉机，挡住了路面。我正看着，又一辆车开来，接起喇叭，催拖拉机让路。开拖拉机的人手指肇事残骸，耸耸肩膀。喇叭声再度响起，这次响个不停，回声振动山谷，相信在两公里外的梅纳村都听得到。

骚乱又持续了半小时，标致车终于拖出沟渠，神秘车队消失在通往本地修车厂的那个方向，留下电线杆在微风中吱嘎作响，似乎在哀叫救命。

邮局一周后派人来换装，又吸引了一小群人围观。邮局的人问一个农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一脸无辜的样子耸了耸肩。“谁晓得？”他说：“虫蛀的吧？”

宾主对话

巴黎来的一位朋友，一脸茫然审视他已空的酒杯，仿佛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倒空了它。我为他添上酒，他靠回椅背，面孔朝着阳光。

“在巴黎，我们还开着暖气呢，”嘿一口冰凉的甜酒，他说：“雨下了好几个星期。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里了。提醒你，我可不适合住在这里。”

他看起来适合得很，饱餐一顿之后沐浴着阳光。但我不跟他争论。

“你一定不会喜欢，”我说：“你说不定会晒出皮肤癌，又因为酒喝得太多，得了肝硬化。就算你觉得还可以，你也会想念在巴黎看戏的乐趣。再说，你在这儿成天都干什么呢？”

他懒洋洋地斜眼看我，戴起太阳眼镜：“一点不错。”

很多对话我们经常重复：

“你不想念朋友们吗？”“不想，他们会来这儿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