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石砖，并浇上掺有水玻璃耐火黏土的漂亮炉子跟前…早上他的同居者来到时，他已经死了。死之前，他吼叫过，可是谁也没听见。楼上虽然有人听到，但却以为是贝朗诺娃太太，也就是那位每天都提水浇过道、往下水道里清扫的爱干净的太太在发梦呓，她躺在她那间黑暗的房间里，睡梦中常常打呵欠，响得成了呼叫声。

也许楼上的莉莎夫妇、也许我们这边的斯拉维切克先生以为是住在那位爱干净的太太对门的太太在嚎叫哩！那是一个寡妇，当她想起她已经是个寡妇、想起她的丈夫真的已经死了、永远地去了时，她便坐在炉子旁边的小板凳上，就像一条到死都被捆在窝旁的狗一样久久地嚎叫，为自己永远也无法到村中心的广场上去遛一遛，永远也不能同别的母狗到后院去逛逛而伤心。出殡之后，我丈夫等到他本来住在日什科夫的同居女人来到他的住处时，便请求她将那台他曾借给弗朗达、让他学会用它来打字、成为作家的贝克尔牌打字机还给他。

可是那同居女人说，她压根儿就不知道有台什么打字机。我丈夫一再求她，还拿出钱来，可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台机子的事儿，她甚至说她压根儿就没见过这台机子。我丈夫很难过，都伤心流泪了。还为这事喝醉过两次，因为他实在想念这台为他打出了成百上千页关于他的生活的稿子的贝克尔牌打字机啊！当他一瞅那分成两半、更多地被野蜂咬坏了的松树干时，当他一瞅那原来摆在贝克尔牌打字机前面的光头洋娃娃时，忍不住将那洋娃娃扔进了垃圾桶，又拿起一把斧子将他从苏军士兵那里要来的礼物劈成的松树干砍了个稀巴烂，连同原来在上面摆放着的那超现实主义静物的方凳也砍个稀巴烂。

当他经常在睡觉时抽泣、哭诉时，我安慰他说：“好啦好啦！别再去想那台贝克尔牌打字机啦！…已经这样了，再别想啦，别想啦！”我们每个星期有一次在克尔科诺谢山脉吃饭，住在伊莱姆尼克小旅舍，这地方属于上米赛支基山区。因为我丈夫在念大学的时候常来下米赛支基住。就像他指给我看的那样，住在夏尔夫先生家的“三房舍”里，在夏尔夫先生的家的下方一家住着多恩斯先生，再下面一家是贝拉乌尔先生，他们都在森林里干活儿，有很多小孩。我丈夫说，当他每年放期末假到这儿来时，夏尔夫先生这所房子里总要多出一个孩子来，原因是夏尔夫在森林里干活时，多恩斯先生便来他这里取斧子或锯子，多恩斯一头金黄色头发，而夏尔夫先生的两个孩子也是一头金黄色头发。

我丈夫然后将那家装有绿色梁柱的瓦尔泰因饭店指给我看，每当他滑雪回来，总是在这家饭店吃晚饭。那里通常只有一两个顾客，大家都喝瓶装啤酒。我丈夫除了喝啤酒之外还吃黄油抹面包夹香肠。这里总是很热，一个特大的瓷砖铺台的炉子里烧着旺火…不过这都是以前的情景。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克尔科诺谢山脉这已经连一个德国人也没有了，有的在战争中死去，有的被锄头打死，其余的被迁走。除开被迁走和死去的德国人之外，连牛也差不多灭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