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我坐在“落日”像恶一样把人雇来，又把人开除。老天爷作证，这是一个屠场这玩艺儿从本上讲是没有意义的，是对人力、力、力的浪费，是汗臭与不幸的背景之下的一丑陋的稽戏。但是，正像我接受密探工作一样，我也接受了雇用人、解雇人的工作，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我对一切都说行。如果副总裁规定，不许雇瘸，我就不雇瘸。如果副总裁说，四十五岁以上的送信人不必预先通知，统统解雇，我就不预先通知，把他们解雇掉。他们指示我什么，我就什么，但是是以一他们必须为之而付钱的方式。什么时候现罢工，我就袖手旁观，等着这阵风刮过去，但是我首先要保证他们为此而付一大笔钱。整个制都腐烂了，它违背人，卑鄙下，腐败到了极，也繁琐到了极，没有一个天才，便不可能使它变得合理而有秩序，更不用说使它有仁与贴之人情了。我面临着整个腐朽的国劳动制度，它已经从烂到脚了。我是多余的人，两边都不需要我，除非是利用我。事实上，在整个机构的周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每个人都在被利用——总裁及其一伙被无形的权所利用，雇员被级职员所利用，等等，等等。从我在“落日”的小小位置上，可以鸟瞰整个国社会。这就像电话簿里的一页纸。字母顺序、号码、统计资料看，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当你一步细看时，当你单独研究各页、各个分时；当你研究一个单独个人以及构成他的那些东西，研究他呼的空气、他过的生活、他冒险抓住的机会时，你就看到了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如此下贱、如此可悲、如此绝望、如此愚蠢的东西，甚至比在一座火山里看到的东西还要可怕。你可以看到全国生活——经济、政治、德、宗教、艺术、统计、病理学等各个方面。这看上去就像一只蔫xx上长着杨梅大疮，说真的，看上去比这还糟糕，因为你再也看不到任何像xx的东西了。也许过去这玩艺儿有生命，产生过什么东西，至少给人以片刻的快，片刻的震颤，但是从我坐的地方来看它，简直比虫四爬的酪还要腐烂不堪。奇怪的是，它的恶臭竟然没有把人熏死过去…我一直用的是过去时，当然现在也一样，也许还更糟一儿。至少我们现在正闻到它臭气冲天。

到瓦莱丝佳现的时候，我已经雇了好几个军团的送信人了。我在“落日”的办公室像一条没有遮盖的污沟，臭烘烘的。我刚往里探了一下，就立即从四面八方闻到了这味。首先，我撵走的那个人在我到来的几周之后，便伤心而死。他的时间也够长了，正好等到我闯来，他便呜呼哀哉了。事情来得如此神速，我都没有来得及到内疚。从我到达办公室那一刻起，漫长的大混便开始了，从不间断。在我到达前一小时——我总是迟到——这地方就已经挤满了申请者。我得用胳膊肘开路，夺路走上楼梯，严格讲，是拼了命挤到那里去的。海迈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隔墙那儿。我还没来得及取下帽，就得回答十几个电话。我桌上有三电话机，都同时响起来。甚至在我坐下来办公以前，它们就吵得我都憋不住了。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得一直等到下午五六钟。海迈的情况不如我，因为他被束缚在电话换机那里。他从早上八，一直坐到下午六，指使“名单”们跑来跑去。“名单”就是从一个营业所借到另一个营业所去一天或一天里几个小时的送信人。许许多多营业所当中，没有一个的人员是满的；海迈不得不和“名单”们下棋玩，而我却忙得像个疯一样，来堵缺。如果我在一天里奇迹般地填满了所有的空缺，第二天早上，会发现一切还是老样——或者更糟也许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手是稳定的，其余都是临时的。稳定的人手将新来的人手赶跑了。稳定的人手一星期挣四五十元，有时候六十至七十五，有时候一星期挣一百元之多，也就是说，他们远比职员挣得多，往往也比他们自己的经理挣得多。至于新来的人，他们发现一星期挣十元都很难。有些人了一小时就退了，往往将一捆电报扔垃圾箱或沟里。无论他们什么时候退，都会要求立即付给他们报酬，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复杂的会计制度规定，至少得过十天以后，人们才能说一个送信人挣了多少钱。开始，我请申请者坐在我旁边，详细地向他解释一切，直说到我嗓沙哑。不久我就学会节省力气来用于必要的盘问。首先，每两个小伙中就有一个是天生的说谎家，如果除此之外不是一个无赖的话。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被雇用又被开除了多次。有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