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有血有，真实在的女人！她似乎备她这般年龄的女人常有的特，偏见和病：

细读《桥荣记》，我们不禁再度赞叹白先勇写实力之惊人。里面的角，不论大小，一律栩栩如生，呼之。但最耐人寻味的，还是说话人自己，因为，从她那些对别人品论足的闲话中，从她讲述故事的方式和气中，从她对人对事的反应和评价中，我们不仅看到活生生的卢先生，和同样活生生的一批社会小人，我们更看到她自己——一个心地不错、骄傲于自己过去，喜与人搭讪聊天、有虚荣心、也有势利、颇俗气、颇风趣、探听别人闲事、富人情味但更关心自己目前生计的中下阶级饭店老板娘。

然而作者对这两篇小说的理方式，却又有好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即两个主角的命运转捩，时机不同，朱青的改变，起源于国军与共军战时她丈夫之死难。所以她的改变，和时势暗合在一起。卢先生的改变，则源于他和罗小重聚幻想的破灭，而不源于当时和她的别离。来台湾以后十五年内，他一直以为别离是暂时的，一颗心攀住过去，充满希望，充满耐心，等着回到以前的好日。所以就卢先生而言“今”“昔”的界线，在于十五年后理想粉碎之时。

三、地域观念与势利。老板娘只自己家乡，看不起他乡。米粉，当然啰，只有桂林桥荣记的才最好“什么云南过桥细粉！”专探人私的顾太大，是“那个湖北婆娘”泼辣狼的阿，是“那个台湾婆”同样广西同乡，如果是“荣县、武宁，那些角落跑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那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的灵气？”秀华后来终于嫁，而且嫁得一个富厚的商人，老板娘才原谅了卢先生。“倒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老板娘不仅对人的生地，用“势利”相看，她对阔绰家的人，也另看待。她牢牢记得桂林那些“大公馆”的人，并说：“能

一、喜追忆并夸言自己当年之风采。她追叙自己年幼时，在桂林，跟送米粉到大公馆人家，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得俏，说话知趣”就给她一把把的赏钱。又，她对光顾她饭店的那批老光杆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东门外有名的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

此两篇小说理方式的另一不同，即作者对人的呈现与刻划，重有异，《桥荣记》的老板娘，比起《一把青》的秦老太，在小说里所占分量，重得多。这倒不是说《桥荣记》的叙述者，和主角之间，关系比较密切。相反的，秦老太和朱青之间的关系，比起老板娘和卢先生，要来得密切多了。然而在《一把青》里，秦老大这个角，所占地位，全然是附属的；朱青是小说里显然的、惟一的主角。秦老太在叙述中所提到的一关于她自己的事，全是被作者利用来当朱青故事的背景的。所以，我们虽也可从秦老大的叙述内容和吻，窥知她大致是怎样一个人，作者却没有意思特别去刻划她的为人和格，《桥荣记》的老板娘一角，却不居“附属”地位，有其独立之重要。她的叙述，某些分，和卢先生完全无关。可是从至尾，不她说的是自己生活圈里的琐事，或是卢先生的故事，却都同样十分她自己的个。而且我们觉得，这是作者的存心。所以，从这一来论，我们也很可以把老板娘当这篇小说的主角。

述看，虽然心怀隐痛，想念过去，却能和命运取得妥协，接受现实过日，所以不致于突然间判若两人，结果或如朱青，心灵丧亡，或如卢先生，死于非命。

二、喜媒，不成就懊恼。秀华本来无意再嫁，但因“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所以老板娘苦婆心劝诫她，一方面又去打听卢先生的“家当”探知他养赚的钱，利上加利“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便迎喜喜一桌的桂林菜，请两人吃饭媒。卢先生的拒绝“气的我混打颤，半天说不话来，天下也有这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的冒米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