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们八十年代后的话，叫优生优育。彼得家那足够前卫吧？那时就已经开始优生优育了。

在我们温情的对视中，我们偶然会悠闲地讲讲不相的事。

老老太太看我们这样一对情侣缺什么：鲜或蜡烛。一会儿，老太太把一支蜡烛燃，放在我们桌上。蜡烛是假的，石中间有个，里面放灯油，外漆成蜡烛的黄白。火苗一呼一。那颗小心脏又“PＯP”在火光里。

我坐在那里，两只架在椅扶手上的手掌一个劲大汗，只想早结束这有问必答的局面。长统袜温地绕在膝盖，提醒我一结束这个受罪局面，它懒洋洋坠落时，我会多么好看。

我跟你讲了，一个人的一生总有一些场面和景会“PＯP”到前。常常“PＯP”上来的，还有另一个场面：彼得全家和我站在客厅里，彼得嗫嗫嚅嚅介绍着我，然后反过来介绍他的父母、妹妹。

世上总有一些生命像这颗小小的心脏这样不甘心，它要给你看看，你剥掉它所有的掩和保护它还要动，它面对粉碎的伤害，傻乎乎地，傻乎乎地给你看它的生命力。它是最是脆弱，又最是顽韧，这样不设防，坦的渺小生命。

一切就绪。

彼得的父亲寇恩先生是黑发，他夫人的发颜是红。彼得和母亲十分相像，那天生的雅致和贵气，要好多代人的培育、筛滤，把杂质一代一代滤来，最终来彼得这样的结果。说俊有文不对题，就是特别顺，一举一止都达到你预期的得，只有把一切好东西，例如古典乐、芭舞、绘画和雕塑（基本是经典作品）全拿来滋补自己的生命，才会这样。滋补是理的，选择它们因为对你有好，你必须对你有好的东西。

一个人在僵的礼貌中总是很丑。我被指定到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来，觉得一只长统丝袜在我落座时松了，正势不可挡地往膝盖下，只要我站起，它就会掉到脚脖，在那里像肚一样缠成一堆。我心里懊丧之极，仇恨自己在临门前为什么对自己的装束突然质疑，又回去换了这包的西装裙。假如我穿那件紫罗兰带白的布旗袍也许不会发生这个灾难。我把自己打扮得更西方化一些，是要他们适应我还是我适应他们，我一时不懂。

寇恩先生总是言归正传，问我父亲什么工作，母亲怎样。父亲去了内地是否谈到内地的生活状况，母亲去世后我由谁教养。在寇恩家里，没有寇恩夫人教养孩，一切不可设想。

父亲和母亲换了一下。在我回过神之后分析，他们的神在说：彼得跟你提到过这个May吗？

我们绕开最最和令我们亢奋的话题，如何利用杰克布，再把他作废掉。宁静的暮夏夜晚，我们心事重重，但还是竭力维护它的宁静。宁静的对视和闲话中我们互相无声地问过：各就各位了？

各就各位。

无端地，我想到杰克布。他带着伤又投了什么活动。更加神鬼没的活动。也许他也在日本人和梅辛格的掌心中，像鲤鱼心脏那样，自以为有力地动，给他们看。不死的心脏不知它有多么可怜，被日本人、梅辛格看着，娱乐着。也被我和彼得看着。

一切就绪了？

我是在扶手椅上坐下来很久，才回过神，想起彼得对我的介绍之词，他说这就是May，帮了我们不少忙，记得我跟你们提到过的，对吧？

彼得把母亲端来的茶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几，或许是他们房东连同房一块租的。我在张的问答中顾不上打量房间布置，再说一个女珠转，贼溜溜地打量别人的家不太像样。所以我抬一次睛，尽量观察一个局：窗帘——丝边，白的底，白得透亮纯净。（彼得告诉我，他母亲说，不能把白的东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用白东西的。）窗下的长沙发，姜黄地带咖啡方格，非常旧却非常净。这房里的每件纺织似乎都跟窗帘一样，动不动就给寇恩夫人放在里泡过，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问时，看见她坐的单只沙发是一的，浅咖啡，扶手上有个，一定是前

彼得的妹妹是个少女，欠缺一活力，但从脸到材都没得可挑。她在我来不久，就下楼去了。然后我听见她打开了亭间的门，走去。我敢说她不知如何和中国人近距离相，甚至连中国人的相貌是好是坏都分辨不来。或许她觉得我很丑。

我里的泪光被彼得发现了，他问我怎么了。我说不纯的油灯烟有些辣。

咖啡是我和彼得最温情的时刻。我们常常不说话，你看我，我看你，因为越来越坏的局势让我们不敢开，一开所有的温情就会然无存。法国人都在搬上海，到是卖房卖家的招贴广告，饥荒撂倒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店家早上开门开不开，因为门板外面躺着好几包骨的尸。关着门醉生梦死了好几年的租界已不存在了，有孩在哭号，哭他们饿死的长辈，哭他们自己的饥饿，哭一觉醒来已被父母丢弃在行匆匆的无数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