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你的教练，他说。

其他人都请坐吧。老板打了个手势，让五个考生坐在一张桌上。不久，法式面包捧来了，黄油和果酱跟着来了。老板真有嘉理的潜质呢。

不知为什么，我心了。是一时间想到许多很不的悲哀事的那。似乎包括我那个被消防龙的淋浴冲得蹲下的祖父。就像前这六位，抖掉上的消毒药粉，立刻满城钻营，即便报上登的“此房不对难民租”、某某职位“迎应聘，难民除外”都挡不住他们。

我看他一。这是个带些贵气的模样。那双手细长无节，简直没得说。

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瘦对老板说，起码应该听一听他的弹奏。他五岁就参加过钢琴比赛。法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参加了德累斯顿响乐团。他律师的二十年从来都是响乐团的候补钢琴手。对了，也许老板也需要一位候补琴手？哪个剧团都有A、B角啊…这个小看起来纤细脆弱，说不定会疼脑，总需要个B角吧？

我刚才说过，我心里特。一团大。我和我父亲一样，常常会有这满心大的时刻。这是突发奇想，或者大彻大悟，或者产生什么大善大恶念的时刻。一般在这个时刻我目空一切，周围发生什么我都充耳不闻。我在一片混的思绪中似乎抓到了什么，但再一理，发现抓到的已经溜掉。似乎是一个关于责任的追问：谁该对我前看到的饥饿的悲哀的面容负责。不该我负责。仔细一想，也不完全该希特勒负责。因为类似的大迫害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早就发生过多次。只是希特勒由于他的心理缺陷、人格病灶使这迫害变得如此浩大。

不过他们坐得越来越不安。这个人弹这么好，吗不去别就，来抢他们一小时六角钱的工钱？

我旁边的人说话了。他对我说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他得挣钱养活一家五。父母、弟、妹。我仍然在想“负责”的事。你要养活一家五，就靠一小时六角钱，这该谁负责？早期来上海、更早期到哈尔滨的犹太难民，他们九死一生、迢迢万里，这些都该谁负责？我祖父登上国海岸时，消防龙把他冲趴下，这可不是我把一个琴凳让给你能够解决的。

等这个人弹完，我被老板叫了起来。老板其实没什么不对，他找我这样的年轻女钢琴师可以兴旺生意，等他发了财，他的孙辈可以沙逊、嘉理那样的大善人。他叫我弹刚才那个琴手弹的《匈牙利舞曲》，李斯特的。我说我没有翻谱的呀。老板叫刚才的琴手别走，坐下来为小翻谱。

台上的人弹完了。另一个走上去。我好像同时在想好些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我被另一个人的弹奏惊醒。这人大约二十四五岁，也是个瘦（瘦已经不能作为犹太难民的相貌特征了）。这个年轻的瘦弹得好极了，好得我应该站起来就走。然而我前面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走，他们衷心希望老板是个老，此刻甄别考生的是他那非法国人的一半。

老板对大家说每个人都可以B角，只要把姓名、地址留下，一旦需要，就会请他们来，由B角变成A角。

旁边这个人说我的小指没力气。我说我知，谢谢。他问我吗不请一个人教练，训练小指，用不了一年，小指就能给训练好。我笑了笑。

前律师说，到那时他的全家已经饿死了。他冲着我来了，问我是不是缺了弹琴这碗饭就会饿死。

抗议者。我笑笑说，队是我们中国人的坏习惯，我愿意改正。于是我抓起挂在椅背上的小包和大衣，准备往第六位候补生的位置上走。那束目光再次过来。这个瞬间我正好离钢琴不到一步，在弹琴人的右侧。

年轻的瘦非常腼腆。如此腼腆，却找上门要挣我的钱，给我这个毫无指望弹钢琴独奏的人训练小指。他可真被急了。他的睛又黑又大，你肯定没见过那样的睛，几乎没有白球。你别忘了，我不是个对外族男缺见识的女人。我在国长到十二岁，是让异族人当异类看待的。但边的年轻瘦不一样。我说过街上那些背货箱的难民有一天让我突然动不已，让我发觉了心灵某秘密存在的一块伤，那么，这个犹太青年让那伤刺痛起来。他想赚我一票、想玩一手腕让我雇用他的企图太可悲了。他还想让两步之外的老板听到他对我琴技的诊断，这些都让我心里发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