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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张冠李dai(4/7)

甚至发明了“俩”这个字。俩,是两人,不是二人。也不简单的只是“两个人”还意味着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因此,说“他俩”、“咱俩”显然比说“他二人”、“我们二人”在语感上要亲切得多。尽管“俩”还有“少”的意思(比如“俩钱”就是没多少钱),但这并不妨碍亲切感。相反,人越少,岂不越亲切?

二,就没有这种语感。它并不意味“少”只意味“次”;也没有亲切感,反倒显得等级森严。实际上“二把刀”是相对“一把手”而言;“二流”也是相对“一流”而言。“一把手”是能干的人(比如“里里外外一把手”)“二把刀”就不咋的了。同样“一流”是“上流”“二流”就有“下流”之嫌,于是“二流子”就成了“下流货”的同义词。“二竿子”也一样。明白人都只有“一竿子”做事情“一竿子插到底”如此,则“二竿子”就是犯混、没谱、愣头愣脑、傻里叭叽,还自以为是,也就是“愣头青”

二竿子也叫二愣子、二百五、二毬货。“二百五”有“半吊子”的意思。古时一吊钱一千文,半吊五百。但五百还是整数,因此再减半,二百五。显然,二百五比半吊子还要半吊子,当然是骂人的话。

二毬货也是。毬,在北方方言尤其是西北方言中指男性的性器官。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称谓骂人,在各地方言中屡见不鲜。为精神文明计,恕不一一列举。问题是性器官未必就是什么坏东西,没有它,人也不成其为人,为什么竟然成了骂人的话?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幸“排行”第二。人身上,显露在外,最重要、最不能没有的是头,其次就是性器官了,所以男性性器官在许多方言中也叫“老二”还有叫“小弟弟”的。

性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禁忌。要做,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要说,也只能拐弯抹角地说。连带性器官,也决不能“抛头露面”而且永无“出头之日”屈就“老二”已是不幸;不能“出头”更加窝囊。于是性器官就成了不祥之物,甚至连来月经都叫“倒霉”而男人看见了女人的经血则叫“倒血霉”其实性是人类的正常需要和正常行为,没什么不祥和可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是人类不可遏制的冲动,另方面又受到社会的禁忌和压抑,这就两难。做吧,好像“不要脸”;不做,又忍不住。于是便迁怒于性器官,都怪它“不是东西”“不干好事”此种心理,男人尤甚。所以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称谓来骂人的,便主要是男人。他们用自己的性器官骂,也用女人的性器官骂,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像受了多大的牵连和委屈似的。

结果连“老二”、“二哥”也不能随便乱叫。只有山东例外,山东人崇拜武松,叫你“二哥”那是拿你当武松。如果叫“大哥”岂不成了武大郎?所以你别小看方言,也别小看禁忌,这里面讲究大了。

四、倒霉的蛋

同样的性忌讳,各地也不一样。

北京忌说“蛋”上海忌说“卵”北京人管鸡蛋叫鸡子儿,管皮蛋叫松花,炒鸡蛋和鸡蛋汤则叫炒黄花和木樨汤。有一道菜叫“木樨肉”其实就是黄花、木耳、鸡蛋炒肉,可就偏不能说“蛋炒肉”北京话当中带“蛋”字的,差不多都是骂人的话,比如捣蛋、操蛋、扯蛋、滚蛋、混蛋、王八蛋,正如上海话中带“卵”的都不是好词(如老卵、阿吾卵)。后来,为了避讳,连“扯蛋”都改写成“扯淡”“蛋”这个字,可真成了“倒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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