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博士的解释我提了不同看法。我认为，每一技能可以照程度分成若个级别，当不同的模块对同一技能的要求是同一级别或低于同一级别时，应该得到认定，否则会造成培训资源的浪费。

卡因博士对我的看法持保留意见，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支持。不过有一位专家认为我的观很有新意，建议我可以就此写一篇论文，他负责推荐给德国工业培训协会主办的《工业培训》杂志上发表。杜团长建议我们的讨论可以打住了，请卡因博士继续讲课。卡因博士在继续开讲前说，宋先生提的问题，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推荐给大学，并拿一百万克资助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如果有证据支持宋先生的观，模块式职业培训理论将得到有益补充。我的心被卡因博士了一把，激动得蹦，一百万克就研究这么一个小问题，德国人真是疯了。

汉娜用利的中文介绍起来，猛一听，我好像被电了一下，再仔细一看，前这张似曾相识的面孔瞬间穿越记忆时空，定格在北京大学生系的阶梯教室。我险些叫声来：“雪兰！”雪兰显然也认我来了，冲着我微笑着了。我的思维变混了。德国人汉娜，中国人雪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符号记载的竟是同一个人。和学生时代的雪兰相比，前的汉娜显了职业女的丰采。我记得那时她着一副黄塑料框的小镜，瘦瘦的，是个不起的小女生。前这个丰采照人的职业女，着一副无边金架镜，丰腴适度，白皙光洁，除了面孔还有当年那个小女生的一影之外，其他的一切都被改变了。我对和她是否相认产生了犹豫，过去仅仅是被杨倩的恶作剧耍了一把，实在没有什么历史素材可挖。两个陌生人曾经肩而过，这次只不过是历史的重现，相认不相认是无所谓的事。

题，就是在保证培训质量的前提下能否有效降低培训成本。博士的讲义里没有现成的答案，他让大家稍候，离开讲台去找资料。十几分钟后，他抱着一摞书回来了，以飞快的速度翻阅着。全翻完之后，他抱歉地说，他要请他的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说完他又消失了。几分钟之后，他找来了两个专家，三个人讨论了一会儿，卡因博士提了他们的观。他们认为，这认定是不成立的，一个模块所包的若技能，必须要全学习，不能因为过去学过就可以免学，因为不同的模块对技能的要求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用甲来代替乙。

和上面的所有刺激相比，让我受最，以致险些让我离团留在德国的，是我的大学校友雪兰带给我的。雪兰是杨倩的同学，都是学生的，我和她的惟一接就是去生系还书，杨倩为了和我认识，故意将雪兰的书落在了阅览室，结果闹了笑话。要不是在奔驰公司培训中心和雪兰偶然相遇，恐怕我这辈也不会想起还认识一个叫雪兰的人。

给我第五个烈刺激的是一个清夫。这个在街上扫地的清夫和我没有行任何直接的，他只不过在着自己的事。那是在一条有五米宽的步行街上，路面是用褐岩石铺的，大概有几个世纪了，坑坑洼洼的，绝对谈不上平坦。两边是店铺，中间是熙熙攘攘的人。正午时分，清夫——一个地的德国中年男人挎着清洁箱在一板一地扫地。我站的地方离他不到两米远，一下就被他的专注神情引住了。这个清夫似乎不是在扫地，而是在着天底下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重要，所以他的表情极为庄重，挥动扫帚的双臂极有韵律。我在许多地方见过清夫，没有谁能留住我的目光。只有这个德国清夫，像磁铁一般引了我。忽然，他站住了，蹲下，从石中揪一长发。我看得一清二楚，是一金黄的长发。清夫像是得到一件宝贝似的，对着长发一笑，将这发扔了清洁箱。我被震撼了，一个国家的清夫都如此敬业，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大呢？

那天考察团一行来到奔驰公司培训中心，听几个培训项目主介绍培训情况。最后一个上来介绍维修人员培训的是个名叫汉娜的中国人。我开始并没有在意，因为我担负着撰写考察报告的重任，无论是听讲座还是参观考察，我都十分注意记笔记。我设想将来的考察报告可能是一著作，虽然著作的主编、副主编、执行主编要分别落上杜局长、张局长和庞长的名字，但执笔是我的名字。懂行的人一看就知谁对这本书的贡献最大。我搜集的素材加上我的思考，足可以写一对职业培训有指导意义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