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云集在山西各偏僻山区的数十陕西寇，便聚集起来行会盟，商讨下一步的攻方向，结果却是互不相让，最终只得分兵两路，各自展开了大行动。其中一路由王嘉胤死后的新任盟主王自用率领，从吕梁山南下河南，招募黄泛区的灾民壮大声势，准备一气席卷中原。另一路寇集团则推举自号“闯王”的迎祥为首领，准备倾尽全力攻省府太原，夺取囤积在城内的大量粮饷资。

到了这一步，招抚之策已经无法行下去，朝廷改用剿杀策略，到镇压民。此时的民军还很弱小，组织更是涣散，官军很容易就将这些乌合之众击败，战事呈现一边倒的情况。但是由于民军分布广泛，数量众多，而且动大，官军的这些胜利并没有解决问题。任何一场战斗或是任何一支民军的失败，都无碍大局，改变不了日趋恶化的战局。接下来发生的裁撤驿站事件和新一边军哗变，使得大量的失业邮差（例如李自成）和边逃兵加到寇的队伍之中，一步壮大了西北民军的队伍。

但明朝毕竟树大，不是轻易能扳倒的。新任三边总督洪承畴以铁血手腕治军，极端残酷地大肆屠杀饥民，终于一度扭转了陕西局——这个人是彻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跟成吉思汗很有共同语言，对于西北民如麻的糜烂时局，他的解决对策只有一个字：杀！把人都杀光了，天下就没事了！

伴随着一众喽啰的呼声，闯王迎祥像往常一样，穿一青布箭衣，披一件灰斗篷，一北方农民喜的半旧白毡帽，骑着一匹乌驳，在数十名披铠甲的老营亲军的护卫下，缓缓走了太原城。

另一边，当时的山西巡抚许鼎臣，比起三边总督洪承畴差了太多，总的来说是个自诩为兵法天才的货——为了平定寇，他想尽办法从陕西、甘肃、宁夏拉来了一些兵，光是总兵就有三个，却完全没考虑这些互不统属的队如何合，也没准备好后勤供给，好像这些外省官军只靠喝西北风就能打仗似的。

崇祯五年七月初八，陕西寇攻破太原，山西巡抚许鼎臣悬梁自尽，晋王朱求桂在举家逃亡途中被杀。

但此时的北京朝廷忙于应对辽西的大凌河之战，以及又一次破关南下的鞑虏偏师，之后又要对付登州叛变和山东闻香教大起义，非但没办法从别组织援军，增山西的兵力，反而还得从山西调兵力勤王和援助其它战场…而这些兵力多半都一去不复返，导致山西的防务变得异常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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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无数“已降”的饥民贼趁机再度举旗叛，小贼或明或暗割据层峦沟壑之间，一旦官军来剿就四动，如银地，难寻踪迹。大贼因为陕西无粮可抢，开始越过黄河杀山西。继而又向河南、北直隶甚至山东不断渗透，一边避免跟官军正面锋，一边展开避实就虚的运动战。

在崇祯五年七月的时候，迎祥这个所谓闯王的日，也还过得

结果，在陕西“匪患”逐步平息的时候，山西的局势却是越来越。到了崇祯五年的天，至少有二十万寇活跃在吕梁山、太行山之间，山西、河南、北直隶三省不少府县全都饱受滋扰。

最要命的是，此时正值太原守军因欠饷而哗变，继而爆发内讧，从城里到城外杀得人。迎祥却率领五万寇突然杀到，一片混的官军顿时土崩瓦解，太原纵有城固垒，也是无济于事…

更糟糕的是，这位许鼎臣巡抚因为读过几卷兵书的缘故，还跟后世苏联派到中国工农红军当顾问的李德同志一样，喜坐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巡抚衙门里，对着错误百的古代地图排兵布阵，把队整天调来调去，指挥得七八糟，往往还没等他布个形状，官军就已经走路走得累垮了，而寇也杀上门来了。

崇祯四年上半年，洪承畴打赢了河曲之战，杀了陕北寇总盟主王嘉胤，之后又逐步清理了陕北的其余各路民军，无论壮丁还是妇孺老弱，一律杀光，迫得他们在陕西无存，纷纷渡河窜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