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德川幕府的噩梦终于开始了：

长州藩在大明军官指导下建设的边境堡垒，十分有效地拖住从几个方向来的幕府和日本诸侯大军。面对无休止的猛烈炮击和仿佛不可摧的棱堡，以弓箭、竹枪和武士刀为主要装备的幕府军主力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仍然止步于长州藩边境，对那些奇怪的堡垒一筹莫展，只能寄希望于靠长期围困将其攻陷。

——大明帝国自弘治朝以来，所有的铜制钱都规定为铜七铅三，铜币当重一钱。万历朝改定为铜六铅四，每枚铜币重一钱二分。但是自从天启朝“众正盈朝”以来，贪得无厌的东林党伪君把持了南京铸币司，从此以后生产的铜钱就一年不如一年，到天启二年，南京铸造的铜钱已经下降到了铜三铅七，重八分。到天启三年（1623年），南京新炉的一批铜钱竟然已经是铜一铅九，重量也破天荒地降低到了四分一枚。

就这样，长州和幕府之间的关系很快变得剑弩张，以前幕府规定各藩的藩主每两年就要去江一趟当人质，住上几个月甚至一年，但那一年的利秀就（长州藩第一代藩主，关原合战西军总大将利辉元的儿）非但没有来江报，还在长州边境大型土木，修筑了一系列炮台和堡垒，明显有起兵作之意。

至此，德川幕府中的一分有识之士，终于看了自行铸钱的重要意义，推动幕府从宽永初年开始铸造自己的铜钱“宽永通宝”和金、银币，计划以此来驱逐日本市场上的西班牙银币和大明铜钱。

然后，德川家光品尝到

这样质量低劣的铜钱，自然在中国民间引发了广泛的抵制风，得朝廷官员焦烂额。随后在不知哪个聪明人的指下，大明朝廷采取了“祸外引”的计谋——通过各式各样的渠，把这些质量低劣的破铜钱统统倾销到日本：这是一项极有油的暴利生意，通常来说，一吊大明的劣等铜钱大约可以在日本换到二两的银，然后再倒腾成日本盛产的铜锭运回来，这些日本铜就能产至少五吊的劣等铜钱。即使刨去了航海的费用、日本商人的中转和行贿日本地方官员所需，这换钱的利最起码还是在百分之百以上。

于是，大明的东林党政府成功甩掉了一个火药桶，各个弹冠相庆，各路承销商也赚得腰包鼓鼓，甚至为了组织货源，开始自行铸造假钱。但日本方面却承受了极为恐怖的损失，很快就发展到了已经不能坐视的程度：日本列岛的铜矿再多，也经不起大明朝廷和各路假钱制造商如此这般没黑没白地造啊！

然后，这场引爆了滔天大的变故，就在大海对面的明国悄然现了。

但问题是，这一意义重大的货币自主化政策，不知为什么居然执行得非常不顺利。虽然德川幕府从一开始知，有能力或伪造铜钱的商人都不会是小家伙，所在开始行货币兑换前就对各大商家行了有力的警告。可即使是在最严厉的武力威胁之下，明国的劣钱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日本市场，反倒是幕府投放市场的宽永通宝，很快就都没了影，让幕府的兑换压力一直不能解除，财政损失更是大。

愤怒的德川幕府立刻对长州藩发了最严厉警告，但长州藩的利家依然置若罔闻，继续从明国来大批劣钱，然后转卖到日本内地，从中牟取惊人的暴利——所有人都知，只要长州藩这个不被日本幕府堵住，劣币自然会驱逐良币。幕府的货币改革就变成了给长州藩送钱输血：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忍？

由于金属铸造技术太差，日本一直使用中国的铜钱来行商业贸易，自己基本不铸币。比如在日本战国时代，各地行商就都是在用明朝的永乐钱。到了安土桃山时代，战暂歇之后，丰臣秀吉虽然铸造了一批金币和银币，却也没有铸造自己的铜币——日本人已经祖祖辈辈用了好几百年的中国铜钱，早已养成习惯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故，谁也想不到要自己铸造铜钱。

而与此同时，利家的锐新军和明国援军，却作为机动队，依靠海路不断袭击日本西南各藩，通过武力和炮弹“劝说”它们退幕府军阵营…在成功击败了这些原本就战斗意志不的“外样”大名之后，旗开得胜的利家随即集中全主力，在四月初八与德川家光亲自率领的幕府军展开决战。

无奈之下，德川幕府只好一边继续持这天天亏损的兑换工作，一边开始在国内搜捕可疑份，希望杜绝劣钱生产和的源，最后终于注意到了长州藩——原来这一切都是利家这个日搞的鬼！

于是，为了维护幕府的威信，也为了获得自己的武功，年少气盛的德川家光于宽永三年（1627年）二月毅然颁布了“征长令”，一气动员了约六万幕府军，又号令其余诸侯兵助战，向长州藩发起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