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崇祯初年的农民军尚无推翻大明王朝的明确意愿，他们大抵只是为饥寒所迫愤，而举旗抗税，靠武力夺取官府以及当地豪绅大粮，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饿时再举旗的日，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明军妥协与招安——当此时，杀人放火等招安的浒好汉民心，农民军渴盼吃饱不饿，若能有好前途绝不介意投降朝廷、为朝廷效力剿平“方腊”“辽贼”如果大明朝廷能够有效地组织赈灾，如果大明朝廷能够带来足够的粮，如果朱明朝廷能够寻找到输危机的方向，陕西早期的民变是不难平息的。

遗憾的是，虽然朝廷肯定了杨鹤的看法，但即使是崇祯皇帝也没能力解决上述问题，最关键的是拨不安置的钱粮，只能让杨鹤两手空空去招抚，难还能劝饥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饿死不成？于是西北官军要剿匪，则山陕赤地千里，遍地饥民起事，本剿不胜剿；要招抚，又本无钱安置。

而且，为了争夺那些建屠戮之后遗留下来的庄园田土，各路皇亲国戚、官宦大臣一起手，闹无数风波，有些争产业的官司甚至一路打到了御前，让崇祯皇帝想一想都觉得疼——哎，真是悔不该当初听了那个广东蛮袁崇焕的胡言语，说什么五年平辽？！才一年功夫就防崩坏，女真鞑都杀到皇城下啦！而且来了一回还有第二回，接下来不知还有没有第三回…把这罪人给千刀万剐了绝对不冤！

果然不所料，和以往一样，这些奏折里面大多数都是纯粹的废话，剩下的不是哭穷就是诉苦，还有就是一边遮遮掩掩地报告坏消息，一边互相推卸责任，真正能够有实质建议的内容几乎完全看不到。

——曾经的京畿繁华之地，如今依然是一片残破，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三年，辽东建两次突破长城肆关内，虽未攻破北京，却把四周的郊县都给摧残得遍地废墟、白骨累累、方圆数百里无鸣。今年的建虽然未曾突中原，但京郊各县还是奄奄一息，到都在哭着求免税和赈济，还有许多溃兵和饥民在荒野间聚众作、打家劫舍，一时难以厘清。由此可见，天脚下的京畿之地尚且如此，朝廷又哪里还能挤钱粮，去赈济和安置那些远在陕西、山西的贼呢？怎么样也得先着自家底下的地儿再说吧！

如此一来，西北贼降而复叛，叛而复降，如此周而复始，永远没完没了。更别提还有一脑残的东林党在拼命帮倒忙：给江南的鱼米之乡大减商税，给陕西、河南、山西的千里赤地屡加田赋，一亩田的赋税累加到了二两，而的米麦却卖不五钱银，于是百姓弃耕逃亡者日众，成乡成县的田地被朝廷得荒废，寇则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兵员，最终让西北局势一天天彻底糜烂下去——崇祯皇帝还不知的是，陕北米脂有个原名李鸿基，后来改名李自成的失业邮差，如今已经加了造反者队伍的行列…

麻烦归麻烦，事情总还要——崇祯皇帝了额，再次取奏折，逐一摊开在桌面上。

有关军事方面的“塘报”，历来都是朝廷的重关注目标，凡有关军务之时，下面总是以最快速度报上来的，崇祯皇帝以前在批阅奏章时也总是优先寻找塘报。只是最近他有怕看见这方面的东西——报上来的总是战败，民变、兵变…几乎每一份塘报都是一个窟窿，需要朝廷拿大批钱粮资去弥补，而且即使投下了额的钱粮资，也未必能补得上。而皇家的内库却已经快空了…

——陕西、山西、甘肃一带的旱情仍在继续，不仅衣无着的饥民暴动四起，粮饷匮乏的边军也纷纷倒戈哗变。自从白王二于天启末年起事以来，饥民贼四劫掠，陷堡略城，犹如难以除的跗骨之蛆：官兵向东，贼向西；贼前走，官兵后追。整个陕北到都是漫山遍野的贼兵，官府本清剿不过来。

——席卷西南数省的奢安之，如今总算是渐渐尾声，叛土司屡屡遭到重创，已经缩回老巢，不复当初天启年间围攻贵，横行川滇的浩大声势。但这些叛军在老家盘踞险要，凭地利死守，官军也是一时难以攻。关

大明朝廷官吏对此情弊，亦是相当明白，可他们没有毅力也没有能力解决难题，三边总督杨鹤就曾经向崇祯皇帝如是解释说：“…三秦诸贼穷饿之极，无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如散贼，必实实赈济，使之糊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必实实给与，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