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李世民在攻克长安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关键作用。那么，是不是建成的功劳就一定是第一位的呢？虽然不能这样说，但李建成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是无疑的吧。

三是平定刘黑闼残部发挥了政治政治才华。

李建成既然有军事才干，那么为什么在武德年间几乎没有再出征呢？在我看来，原因有二。一是一国之储君不宜带兵，这是常理。如果说别的反王是什么人都上，甚至还御驾亲征了呢，李建成为什么就不能带兵出征了呢？这不难理解。李氏出身于关陇贵族，对于宗法观念的看重程度是其他反王所不能相比的。另外，李渊不仅只有建成一个儿子呀，他还有一个如此能征善战的二儿子，在父子兄弟还和睦的时候，他没有理由要派太子亲涉险境呀。因此。李建成在武德年间的不出征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呀。

至于李建成与李世民在军事才华上的比较，对于李建成而言是失之公允的。作为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他的功绩是无法传之于后世的。因此这不是放在同一基准上的比较。当然，说建成有军事才干并不是贬低李世民。他们二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不能说，认为建成有才干就是贬低李世民，而称赞李世民的军事才华也不应该通过贬低李建成来实现。只能说这二者之间不能作为相互验证。

虽然史书皆记载刘黑闼经过世民的打击，再次复出声势已经大不如前。可是这些经过粉饰修改的历史，常常是前后矛盾的。试想，如果刘真的已经元气大损“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如此不堪一击的话，在刘第二次起兵围攻山东时，怎么瀛州刺史马匡武竟城陷被杀；贝州刺史许善护“全军皆没”；拥有三万精兵的河北道行军总管淮阳壮王李道玄“军败，为黑闼所杀”；能征惯战的副將史万宝“勒兵將战，士卒皆无斗志，军遂大溃，万宝逃归”；握有重兵的洺州总管庐江王李瑗“弃城西走”；沧州刺史程大买“为黑闼所迫，弃城走”；领军大將军，并州总管齐王元吉“畏黑闼兵强，不敢进”…？这一系列的事实，说明刘第二次起兵，声势非但不减，反而较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世民的第一次平定，苦战数月，行军总管郯勇公罗士信付战死，出了极大代价，方才得胜。可是他又在当地采取斑压政策“其魁党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结果没多久，刘黑闼又再卷土重来。这次建成带兵前往镇压，采取了和世民完全不同的作战方针，利用当地百姓渴望和平，厌恶战争的心理，在屡败低军的同时，对叛军采取“获俘皆抚遣之”的怀柔政策，让俘虏们回去宣传“褫而甲还乡里，若妻子获者，既已释。”从来使“百姓欣悦”一举分化瓦解敌军。前后仅用两个月。

从此也可以看出，世民建成兄弟的才干很可能在伯仲之间，性格上的区别，才是他们决定性的不同。世民刚烈张扬，建成则显得更加仁德文弱。正是这种不同，分化了他们兄弟，造就了日后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