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四夷译书年久，别的人都不能参与。

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因多科不选庶吉士，请求遵循祖先制度实行。

大学士徐溥说：“从永乐二年以来，有时隔一科选一次，有时连科屡次选拔，有时敷科不选拔，有时合三科一同选拔，全无固定程限。

有时内阁自选，有时礼部选送，有时会合礼部共向选拔，有时限定年岁，有时拘限地方，有时采纳荣誉声望，有时在廷试卷中考查选取，有时另外出题考试，也没有固定的制度。

自古以来帝王在馆阁储备人才，教育培养他们。

本朝储备人才供养他们的途径，从考中进士选出之外，只有庶吉士一条途径，而有时选取有时不选取。

并且有才能的人未必都被选取，所选的未必都是人才，如果再拘限地方、年岁，那么，这些已成的人才又多抛弃而不用。

请求从今以后，确立固定的制度，一次开科考试，一次选用。

让新进士录出乎日所作的论、策、诗、赋、序、记等文章，限定十五篇以上，呈交给礼部，送给翰林考订。

少年有新作五篇，也允许投试翰林院。

选择那些词藻文理可取的，按次序选取。

礼部用封盖名字的试卷，偕同合臣在束阁出题考试，试卷与所投呈的文章相当，便收为预选。

每科所选不超过二十人，每次选取留下的不过三五人，将来必定有足以给百姓造益的成就。”孝宗听从他的请求，命令内阁会同吏、礼二部考试选拔，作为常规。

自从嘉靖癸未年至万历庚辰年，中间有九科没有选取。

神宗曾命令间隔一科选取一次。

礼部侍郎昊道南坚持不同意。

崇祯甲戌、丁丑年，又不选取，其余遵照常规选取。

那些选取的，叫做馆选。

以翰林、詹事官位高资历深的一人讲授与考核，叫做教习。

三年学业完成，优秀的留翰林院作编修、检讨，次一等的出翰林院任给事、御史，叫做散馆。

与常调官等待选举的人身份大不相同。

成祖初年，内阁七人，不是翰林出身的占一半，翰林纂修，也各类人参杂使用。

从天顺二年，李贤上奏确定纂修专选进士。

从此，非进士不进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以及吏部右侍郎，不是翰林就不能任此官。

而庶吉士开始选进的时候，已经被大家看作储相。

总计明代宰辅一百七十多人，从翰林任宰辅的有十分之九。

科举比前代为盛，而翰林之盛则是前代绝对没有的。

宰辅子弟，开国之初很少有升登科第的。

景泰七年，陈循、王文因为自己的儿子在顺天参加乡试落榜，竭力攻击主考刘俨，台省哗然议论其事之失。

皇帝勉强依从二人之意，命他们的见子一同参加会试，而内心看不起他们。

垂德三年，焦芳之子焦黄中会试合格，焦芳避嫌不阅卷。

而黄中居二甲之首位，焦芳心意还不满足，以至于降调众翰林以发泄自己的忿懑。

正德六年，杨廷和之子杨慎廷试第一，廷和也避嫌不阅卷。

杨慎凭高才及第，人们没有谁指责非议。

嘉靖二十三年廷试，翟銮之子翟汝俭、翟汝孝都在应试行列。

世宗怀疑二人滥居殿试一等之首，压抑原列第一为第三，以第三放置于三甲。

等到拆卷，而所拟定的第三名，果然是汝孝，皇帝非常怀疑。

给事中王交、王尧日于是弹劾会试考官少詹事江汝璧以及各房考官朋党偏私勾结受贿，并且追查顺天乡试考官秦只岛夏、浦应麒阿谀趋附翟銮之罪。

于是将江汝璧等人投入镇抚司狱。

罪案已定，下诏杖击江汝璧、秦呜夏、浦应麒，并且革除官职，令其闲住，勒令翟銮父子为平民。

神宗初年，张居正执政。

万历二年即甲戌年，其子会试落榜，张居正不高兴，于是不选庶吉士。

至万历五年，其子张嗣修便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

至万历八年，其子张懋修以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

而次辅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之子，也都先后成进士。

御史魏允贞上疏陈说时弊，声言辅臣之子不应该在科举考试中被录取。

皇帝为此贬谪魏允贞。

万历十六年，右庶子黄洪宪主考顺天乡试，王锡爵之子王衡为第一名。

礼部郎中高桂弹劾举人李鸿等人，并涉及王衡，声称：“自从故相之子同时一并进选，而大臣之子便没有被天下之人相信的。

现在辅臣王锡爵之子王衡，一向号称多才，青云自致并不难，而人们还是疑与信参半，应该一律复试，以此表明大臣的心迹。”王锡爵非常愤怒，详细上奏申辩，语言过分激烈。

刑部主事饶伸又上书直言论劾此事。

皇帝为此贬谪高桂到京城外任官，饶伸下狱论罪，削除官职。

复试所弹劾检举的人，仍然以王衡为第一，并且没有一人被废黜。

万历二十年会试，李鸿考中。

奎遭是大学士申时行的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