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张作霖在西苑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当天发表两命令，一是“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今”；一是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负责组阁。

三路泰军，由于珍所指挥的中路开始，分别在邹作华的重炮队支援之下，行渡河，直扑郑州，还发动了飞机助攻。同时张作霖给了吴佩孚一封电报，指责他“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则屏绝不许”措词很不客气。见此光景，吴佩孚黯然退郑州，转往豫西巩县，暂时歇足。

其时国民革命军的发展，真所谓“顺天应人”大军所到，无不迎，以致孙传芳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三月什三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后，于四月十八日由国民党正式发表文告，国民政府决定奠都南京；军事方面继续北伐，肃清了黄河以南，而山西的阎锡山，亦已决定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军不能不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一星期内渡过黄河，郑州。

在会议中，张学良下了极严厉的命令：严守军纪，不碍害民扰民。原来张学良虽未正式受过西方教育，但从青年会到京奉铁路，他的外国朋友很多，颇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军师以来，只为下恪守军纪，到受到百姓的迎与支持，以致所向无敌，对他是个极大的启示。再细想一想，冯玉祥的队打不散，亦是由于纪律严明；此外孙传芳的队，军纪比较好，战斗力就比较。奉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是第一的，就是军纪太坏，以致于杨宇霆在江苏，地方上一声号召，群起而攻，不须有什么行动，就垮下来了。因此，他这一回决心要洗刷“奉军纪律最坏”的名声。

挑这一条路，是由于张宗昌的慷慨陈词。六月十六日下午，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集会议，商讨“最问题”亦就是否自封“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张宗昌站起来发表议论：“现在的敌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似前不是哪一系，打来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败仗的，过一阵照样再起来：现在败给革命军，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与其坐着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一番，不过人家，再回关外也不迟。老帅有了“大元帅”这个衔，就算关，也跟孙中山在广东一样，仍旧可以撑起一个场面来。”

但正当张学良在保定发捷报时，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突袭涿州得手；北京与保定之间的通，被拦腰切断，张学良急派三十军军长于芷山，率兵赶往琢州，一战成功，但得而复失；再度涿州的傅作义，就不好相与了。

张作霖连连“最问题”便这样决定了。当天张作霖发表通电，表示讨赤到底；但对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协。同一天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会同奉军将领通电拥护张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诏、曹汝霖等亦支持张作霖为北洋最领袖。

因此，这一回奉军由于黄河铁桥已断，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时，破天荒地是用相当合理的价格，雇用民船，而非蛮不讲理的征用；同时亦停止了拉伕，价雇用伕来运输辎重，使得河南老乡，大惊奇。

因此冯玉祥之加国民革命军，对奉军并不构成新的威胁，但阎锡山加国民革命军，便成了奉军的肘腋心腹之患。张作霖几次派代表劝阎锡山回，不得要领之后，终于在十月初“明令讨伐”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初次会晤，虽经李烈钧等人极力沟通，一而冯玉祥始终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即是不愿率军沿京汉铁路肃清武汉。最后闹到冯玉祥不辞而别，径回开封。

傅作义的兵力，共计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以及工兵营、机枪营各一，连同涿州城内的百姓，共计军民八万之众。自古以来，守城以粮为先，所以傅作义实施粮理，预计可以供应一个月。他构筑的防御工事，周密固。守一个月亦并不困难

哪知冯玉祥的队，已由陕西动，而潼关守将张治公则投降了奉军；但在洛的所谓“镇嵩军”刘镇华，却又响应冯玉祥。双方队一层夹一层，形势搞得非常复杂，如果吴佩孚未离豫西，奉军不能自郑州攻洛的镇嵩军，张治公便有为冯玉祥、刘镇华夹击之危。因此，张学良派人持专函去见吴佩孚，信中很客气地请“吴老伯移居郑州”实际上是要他让路。吴佩孚置之不理，韩麟等人便老实不客气要动武了；以关云长自许的吴佩孚，变成了兵败的“刘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

其时冯玉祥、阎锡山已先后加革命阵营。但冯玉祥与蒋介石，在意见上有严重的歧异；原来国民党内正在闹“宁汉分裂”

阎锡山亦知晋奉之战势不可免，在军事上早有署，但晋军自民国以来，一贯采取守势，备多力分，加上力量原不及奉军，所以一经接，首先在京汉路上，为张学良、韩麟杀得“军资遍野，骸骨积山”；接着京绥路亦告失利。

北洋军阀，如今只剩下一个张作霖了。时移势转，他只有在两条路中挑一条走，不是退守关外，便是独挑大梁。张作霖挑了后面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