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教育程度－－我是说你读到哪一阶段？”我问。

“其实，我早知你坐三路车，只是－－”

“不是我偏激，是你太幼稚！”他对我笑笑，那笑容非常奇怪，一刹那间，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已不是他了。

“你是本省人？我看不！”我惊讶地说。

“中毕业？”我不平地说“那你不该服务生，可纳，或文书员什么的。”

三路车上乘客不多，我们并肩坐著，在淡黄的灯光下，他的脸没那么难看了。我看着他的侧面，他实在清秀得过分，有些像女孩。

来，竟有些凄凉的意味。“许多事我本不去想，否则，我可能天天睡不著！”

“她呢，和你住在一起？”我再问。

有个瘦瘦的人站在车站前，日光灯下，脸苍白得吓人，好像他的血都是白的，冷冷的。

“成功新村，”他说“我本可坐十五路，但是，我情愿陪你坐。你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没被人看低！”

“我父亲是本省人，母亲是日本人。”他慢慢说“可惜，从小，我没见过他们，所有的印象，是一张埋葬证明书！”

“你不同，你学历好，而且漂亮！”他冷笑着说“酒店里还有谁比你漂亮？从上数到下。”

“中毕业。”他简单地说。

“你怎么也到安东街来了？你住在哪里？”我问。

他看着我，笑了笑，显得有勉。自卑，在他心里生了，要来不容易，得费相当的时间。但是，如果我可以，我愿意。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我问。

“我是说，我一生下来，他们就死了。”他再说，声音既不伤也不激动，平淡得好像在说别人的事。“炸死的！“

“只有一个，结婚了！”他说。

我到欣，挥挥手，走向窄窄的安东街！

“好了，别提这些。”我说“没有人看低你，你自己也没有理由看低自己，是吧！”

柏光挥挥手，向十五路站牌走去。郑荫犹豫一阵，低声问：

“三路？”我问。“我们可以一起走！”

“我没有人事背景和介绍信呀！”这么偏激的言论，我不同意。

“郑荫，你也回家？”我问。

三路车到底，是安东街站，我下了车，才发觉他怎么也一直坐到底，是我们的谈话误了他的站？

“三路！”他说。

他离开台北、回东京的那一天，我时上班，跟平日一样，只是，我

“什么？”我搞糊涂了，竟分辨不他话中的意思。

“养大你？”我小声问。

“什么叫该不该，天底下哪有绝对的事！”他冷笑起来“中毕业有什么用，我没有人事背景，没有介绍信，能在这儿服务生已算运气－－”

“不－－”他的声音拖得很长。“我租了一间房，房东是个孤单的老太婆，她不收我房租，说要我陪她！”

“我们的习惯，女孩嫁去就不是自己人了！”他说。

我皱著眉，这是我们这一代所承受的最大的苦痛，战争，曾使我们离失所，甚至丧失父母。我算是幸运的，战争时，我在安全的大后方，年龄又小，什么都不记得。他不同，他受其害，孤苦无依，他的自卑，他的落寞，他的失意，他的乖戾，他的嫉世愤俗，都是有原因的，我对他的同情更加了！

“你真要和我一起走？我是个服务生－－”

“别这么说。”我连忙嘴，我觉得他这么说，似乎对我有些侮辱。“你的思想太偏激！”

“你倒很豁达！”他说。

他落寞地，又向柏光打个招呼。三个人，反而没话可说了，我们沉默地坐到火车站，一起下来。

“为什么不和住一起呢？自己人有个照顾呀！”我说。不知为什么，我把弟兄妹间的亲情看得特别重，或者，是由于我和弟妹们是在困苦的环境中相依为命成长的缘故吧！

“你坐几路，郑荫！”柏光问。

每天收到一封自日本寄来的信，七三三的离去，并没终止同事对我的捉。

“不，祖母养大和我，然后她死了，我们开始自其力！”他摇摇。

“什么话？走吧！”我皱皱眉，郑荫的自卑太重了。